貧困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社會現象，搞出一個科學的扶貧設計不容易，因為貧困不僅表現為收入低下、缺吃少穿、營養不良，而且還表現在教育程度、醫療保健、預期壽命、政治地位等許多方麵。解決溫飽隻是消除貧困的最低要求。真正按照國際上通行的消除貧困的標準解決中國的貧困問題，可以說任重而道遠。因此，我們在開展扶貧設計時，眼光要放遠一些，既要采取“短、平、快”的辦法，盡快解決溫飽問題；又要瞻前顧後，綜合考慮，把扶貧開發與長遠的經濟發展、生態的良性循環結合起來。為此，首先要對當地的資源和現實情況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做到科學規劃、精心設計。科學的扶貧設計是提高扶貧效益的必要前提。
扶貧攻堅任務繁重、時間緊迫。直接麵對貧困鄉、村，工作難度更大，這種情況下很容易出現趕時間、趕任務而草草決策的現象，結果往往事倍功半。憑經驗、憑感覺，甚至憑道聽途說來的信息，就決定扶貧項目的做法已經過時。必須使每一步工作都建立在科學論證的基礎上。俗話說：“磨刀不誤砍柴工。”如果能把扶貧規劃、扶貧設計做到有根有據，有分析，有論證，並能做到精心設計，必能獲事半功倍之效，大大提高扶貧效益。
麵對592個國家定點貧困縣、9000多個貧困鄉、7萬多個貧困村，做好扶貧設計，任務很重，而且這項工作主要由縣、鄉兩級的同誌完成。為此，我們建議：應製定一套扶貧設計製度，明確設計原則，要求和規範發到基層，使扶貧設計有所遵循。完成一套扶貧設計“樣板”。選擇不同區域，不同類型的貧困鄉村，組織力量設計出一批“範本”，供基層參考。同時選一些選項正確、設計精良、實施後成效顯著的典型，總結其經驗供各地學習。開展扶貧設計培訓。把前兩項工作的成果編成教材，然後通過培訓，使基層工作的同誌學會方法，掌握要領，盡可能地提高扶貧設計水平。第一項工作可以由實際工作者與專家共同完成；第二項工作可以委托科研單位為主與地方同誌共同完成；第三項工作則要通過政府係統有組織地進行。
扶貧設計是一項綜合性很強的工作。雖然各地的具體情況千差萬別，但是設計的基本原則都是相通的，概括起來有以下十條：
農業優先原則。貧困地區農民最熟悉的是農業，解決溫飽最直接的也是農業，所以選項、設計必須以農業為基礎定位，優先考慮，至少應占全部資金80%以上。
資源優勢原則。發展農業，各地在種植業、林、牧、副、漁上的資源優勢也不同；有些地方還有特殊的資源，如地下礦藏資源，如果無需大量的投資，也可列為優先考慮，切不可發展自己沒有優勢的產業。
農戶參與原則。規劃設計要力爭選擇貧困農戶能直接參與的項目。不僅可以增強他們的積極性，還可以通過參與提高他們自救自助、自力更生的能力。
效益到戶原則。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參與，扶貧效益的受益者都應主要是貧困農戶。
簡單易行原則。我們的中心任務是首先解決溫飽，因此，扶貧項目的選擇就要考慮見效快、易操作的特點。技術複雜、見效慢的項目隻能留待以後再做。
生態平衡原則。貧困地區的生態破壞是貧困根源之一，因此，保護生態良性循環至關重要，絕不能急功近利，為求“短、平、快”而影響生態平衡。
市場需求原則。需求拉動生產，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日益突出。許多項目就是因為市場供求看得不準而失敗了。市場需求，既要考慮眼前，又要考慮未來，還要考慮物價的波動。
科技進步原則。無論發展什麼，生產什麼，都要把技術進步的因素加進去，盡可能地增加技術含量。例如種果樹，就一定要選擇優良品種，否則，三五年後難免落一個因賣不出去而不得不砍樹挖根的悲慘結局，既浪費了資金又浪費了時間。
量力而行原則。有多大能力辦多大事。不可設計資金需求太大、技術要求太高的項目。要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量力而行。
長短結合原則。既要照顧溫飽，又要照顧到長遠發展，把兩者科學地、有機地結合起來，必能減少返貧現象，把脫貧致富建立在穩固的基礎上。
在扶貧計劃的實施中，會遇到很多難題，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如何用好扶貧資金和提高資金的有效利用率的問題。用好資金，關鍵在於是否“有效”。有效的標準是，用於扶貧並且主要用於解決溫飽。偏離這個目標，無論資金的使用狀況如何，對於扶貧來說就是無效。那麼現實情況如何呢？據長期從事扶貧工作的權威人士估算大約有40%的扶貧資金沒有用於扶貧；而有些學者則估算：“扶貧資金的漏出量超過50%甚至高達70%以上”。這些共同說明一個事實，即有大量的扶貧資金沒有用於扶貧。或者說扶貧資金的受益者，不是貧困人口而是能享受到工業利潤的非貧困人口。這種現象在扶貧攻堅戰中絕不能允許繼續存在，打著扶貧旗號而不扶貧的現象也必須杜絕。
用於扶貧的扶貧資金，其“有效利用”情況又如何呢？《經濟日報》報道：貴州省從1986年以來共投入扶貧資金24億元，開發近5000個扶貧項目，但有成效的僅占1/4。也就是說有75%（約18億元）的扶貧資金是無效投入。《光明日報》報道：山西省扶貧工業項目的1/3因種種原因被迫停產，使70%的資金形成呆滯貸款。但願這兩個省是個別例子，否則以此類推真是不堪回首。也但願這種情況不再發生，否則扶貧資金的有效利用和扶貧效益的提高就沒有指望了。造成這一不幸結果的原因主要是目標偏高、選項失誤（今後應當在扶貧設計中加以解決），同時也有管理不善的問題。這是第二種情況。
還有一種情況是目標也對，項目也好，但仍不能取得好效益。原因是任務確定後，資金遲遲不能到位，甚至三年貸款兩年遲到。資金遲到，錯過了有利時機，不能產生預期的經營效果，反過來又影響資金的回收，形成“到位遲、用不足、效益差、還貸低”的惡性循環。扶貧資金的周轉率很低，不能形成滾動使用，大大降低了資金的有效利用率。
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極其複雜。但有一條極為關鍵，這就是扶貧資金的多部門管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部門利益越來越膨脹，特別是銀行的商業化，更強化了利益驅動機製。部門之間的利益摩擦，目標偏差，互相扯皮，管項目的不管資金，管資金的不管項目，扶貧資金的使用很不規範，甚至有些地方處於混亂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扶貧資金利用的有效性便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上述現象是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應當改革和改進。就宏觀來看，成績是主要的，也有許多利益和工作關係處理好的典型，在最大限度提高扶貧資金的利用率上作出了貢獻。例如，湖北省的竹山縣，“八五”期間，“該縣將計委、扶貧辦、銀行等12家資金主管部門涉及的各項資金統一規劃、統籌安排、配套使用、相對集中”，由縣主管領導督察落實，較好地解決了部門之間任務與資金的關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該縣“八五”期間使6.5萬農民擺脫了貧困。另一個例子是山東省蒙陰縣，該縣地處沂蒙山區，是著名的革命老區。它們的特點是充分發揮信貸機構的職能優勢和扶貧的積極性，“縣委縣政府支持縣農行實行扶貧責任製，信貸部門包企業和鄉鎮，信貸員包村。一定兩年，按脫貧標準驗收”。該縣從1985年至今共發放貸款28.9億元，平均每年2.9億元，還貸率高過96%。一個縣一年發放貸款2.9億元，實屬不易，除了革命老區的特殊地位外，主要得益於高還貸率。高還貸率帶來高放貸，從而大大提高了扶貧資金的有效利用率和扶貧效益，全縣12萬貧困人口已經基本脫貧。
這兩個例子提示我們，方法雖然不一樣，但仔細分析，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任務、資金和責任的統一。定任務就要定資金，管理資金就要擔責任。任務和資金分離，資金和責任脫節，工作肯定做不好，扶貧效益也肯定不會高。
（3）市場潛力
政府在引導農民進入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必須首先把自己從計劃經濟的傳統體製中解放出來。要解放自己，就必須轉變觀念和認識，在諸多認識問題中，下述兩個問題最為重要。
“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這是馬克思的著名論斷。這句話的簡明含義就是說，農業勞動者生產的農產品在滿足自己需要之後還有剩餘，其他事業才能發展。如果農業勞動者生產的產品隻夠自己需要，那麼就不可能供給從事其他事業的需要，其他事業就無法進行，這就是對農業基礎地位的最精辟的概括。作為馬克思主義者，這句話已重複過千百遍，但並沒有真正得到貫徹。人們總是在農產品供應緊張的時候才大喊大叫加強農業，一旦供應城市需要得到基本滿足，就把農業和農民丟到一邊不管了，這幾乎成了一種“職業病”。
農業的基礎地位不是說它在產值上占有高的比重，而是如同一棟大樓的基礎，它雖然埋在地下，其造價也許隻占這棟大樓的一小部分，但是基礎不穩固，大樓再漂亮、再豪華也是不穩固的。農業的基礎地位就在於它能長期地、穩定地供給全社會需求，農產品的生產者也能獲得和其他行業、產業勞動者差距不太大的收入，社會的發展才不會有後顧之憂，才能大踏步均衡發展。這一觀點的理論基礎是，農業作為社會經濟這一架大機器運作的有機組成部分，農業勞動者就有權享受社會的平均利潤。
這一點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做到了。它們在進行工業化過程中，除少數國家如英國從殖民地獲得農產品外，大多數國家首先解決農業問題。農民的收入水平也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而增長，有的還高於城市人口的平均水平（如日本），大多數則基本相同。其農業的發展基本上滿足了國內的需求，有的甚至還可出口（如美國等）。這些國家的農民人數所占比例很小，農業產值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所占比例也很小，但這絲毫不影響農業的基礎地位。農業作為需求彈性很小的產業，比重小是正常現象，是社會進步的表現，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在50年、100年前，它們也是農業國，它們在工業化過程中把武裝農業作為工業化的重要內容，農業從資金和技術上得到了支持。但是我們在進入工業化的80年代，國家用於農業的資金比重逐年減少；農民的收入水平1986年以後一度出現負增長。1989耀1999年，扣除物價因素，全國農民人均收入年增長率為2.7%。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與城鎮人均生活費收入之比，1978年時為1：2.4，1984年下降到1：1.7。1986年以後農民的收入水平開始下降，這一比率到1999年上升為1：2.5，超過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