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使構成總體的各個局部的運行按能夠產生總體最高效率與最佳效益的方向發展，從而形成協調有序的局部間的良性互動，就必須製定總攬全局的戰略對各個局部加以規範和製約。
全局性。經濟發展戰略所要解決的是經濟體總體優化發展問題。要通過其長期付諸實施實現經濟體在變化萬端的外部環境中取得全局性的主動權，使經濟體自身保持和提高對外部環境的適應性和發展動力。而擁有發展的全局主動權又取決於經濟體能否最有效地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以克服其劣勢，在競爭中不輸於外部競爭對手。保持對外部環境的高度適應性，可以使經濟體不致由於外部環境的複雜多變而失去發展的動力與勢頭。要想保持這種高度的穩定性，關鍵在於在發展戰略目標的選擇上要符合市場需求和自身的發展條件，即符合自身比較優勢的要求。此外，在戰略措施的實施方麵要有利於強化經濟體自身的自組織能力，建立必要的內部平衡機製。擁有全局性的主動權還需要經濟體的運行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任何經濟體的運行都要經常、大量地同外部經濟係統進行物質、能量、信息等的交換。如果能在這一過程中保持強有力的吐故納新，不斷擴充完善自身，不斷由低級穩定狀態向高級穩定狀態轉化，經濟發展就能實現持續、穩定、快速。擁有全局性的主動權還需要經濟體具有高度的增生性，能夠將各種資源最有效地轉化為物質或精神產品向外部輸出。為此經濟體內部的產業關聯鏈應高度延長，提高深加工、精加工和就地增長能力，即“延長經濟食物鏈”。
長期性。經濟發展戰略是關係全局的大計，所涉及的是較長時期內的發展過程。在一個較長時期內，經濟體中的各種資源才能全部完成其物質形態的循環周轉過程，因而也才能使得對全部資源進行重新配置或作重大結構調整成為可能。在短期內，經濟體隻能依靠較為集約地利用既有的建成環境和經濟結構等擴大其產出規模以獲得較多的收入。
對於不同規模、不同結構的經濟體而言，“長期”是一個相對概念。對於規模越大、結構越複雜的經濟體，意味著更長的時間，反之亦然。例如，就國民經濟而言，長期至少需十年以上，而對於一個小型社區經濟而言，五年是較長時期。民族地區經濟作為一種僅次於國民經濟的大規模、複雜結構的經濟體長期至少應為10耀15年。
層次性與相對性。民族地區經濟是其所屬的高級經濟形態――國民經濟的子係統。因此，所謂“全局性”是相對的。相對於國民經濟而言，民族地區經濟隻是一種局部。其發展成功與否、合理與否都同國民經濟發展戰略的製定與實施的成功與否、合理與否密切相關。同時，民族地區在製定自身經濟發展戰略時，也必須使之與國民經濟發展戰略相適應，必要時還應為確保國民經濟整體發展而犧牲自身這個小“全局”。所以說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的全局性相對於多層次國民經濟係統來說是具有相對性的。有鑒於此，在製定和實施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戰略時，必須對其在國民經濟係統中所處的地位和所發揮的作用作出正確的預測和定位，明確國民經濟對其自身發展的要求，以此作為製定自身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的依據，而不應狹隘地從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出發自行其是。
加速發展戰略是指西部民族地區在反貧困戰略進程中，應采取加速步伐前進。即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保持經濟增長速度不斷提高，爭取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縮小與東部沿海發達地區間的發展差距，最終使西部民族地區經濟徹底擺脫落後，使西部民族進入先進發達民族的行列。
第一，從民族地區自身的發展考慮。民族地區由於曆史的、地理的和政治的等多方麵原因，經濟發展水平以及人民生活水平都大大落後於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施的改革開放過程中，由於改革開放是由沿海向內陸再到邊疆次第推進的，沿海發達地區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經濟迅猛增長。民族地區經濟也有增長，但由於在“有先有後”的發展次序中被置於後發展的地位，所以經濟發展速度低於沿海發達地區，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這樣既有的同沿海發達地區的差距就更大了。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十五大和全國人大八屆五次會議對我國現代化的第二步戰略目標――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提前實現作出了正式的宣示並製定了“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規定了未來十多年的新的戰略目標――到2010年使國民生產總值較2000年再翻一番。同時，將加快西部經濟發展，縮小地區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與差距，實現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列為這一發展階段中的戰略重點之一。這樣，加速戰略的實施就提到了日程上來。不實現經濟高速增長，民族地區與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對比的相對落後的狀態就難以擺脫，西部民族群眾的生活水平也難以有大的改善和提高，西部民族相對於漢族的落後狀況也難以根本扭轉。
第二，從國民經濟整體發展的角度考慮，要想使我國經濟在2010年比2000年再翻一番，繼續健康發展，就必須使我國經濟在21世紀中繼續保持高增長速度。在2000耀2010年期間，年平均增長率必須保持在7.2%以上。而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經濟經過20年的快速發展，規模已經很大，結構已經很複雜了。在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下，在資源、人口、環境壓力已十分巨大的條件下，再繼續保持過去20年中的高增長率就十分困難了。這樣就勢必要求民族地區經濟以高速度發展下去，形成國民經濟中新的增長點。民族地區經濟規模、人口規模、經濟密度相對於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是很小的，其對國民經濟整體發展的貢獻率也是很小的。因此，要想使其產生足以影響國民經濟整體的高度發展，其自身的增長速度就需要比全國平均增長速度更高。所以，沒有民族地區經濟在未來較長時期內的高速度，甚至是超高速度的發展，國民經濟整體保持持續穩定發展也是無法實現的。此外，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高速發展也需要民族地區的相應高速發展為之提供能源、原材料、勞動力等外部生產要素和廣闊的商品市場。我國商品市場目前正在逐步進入買方市場狀態，許多商品都轉入平銷狀態。民族地區經濟的高速發展，可以使市場需求大大擴張，為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經濟注入強大的動力。
實施加速發展戰略有如下可能性：
第一，西部民族地區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遼闊的土地，勞動力成本低廉。在進行經濟體製改革和實施了全方位、多層次、多形式的對外開放之後，有可能形成經濟高增長的資源優勢。
第二，西部民族地區經過多年的開發建設，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大規模開發建設，基礎產業、基礎設施條件都有了一定的基礎，如內蒙古的煤炭與森工產業、新疆的石油與棉花種植業等。這就為大規模吸引外部資金、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的大規模進入奠定了較為穩固的基礎。
第三，根據經濟發展戰略重點西移的需要，在新的發展階段中，國家將以政策優惠、直接投資、規範的財政轉移支付和安排使用外資形式，為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注入資金。先富裕起來的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也必將加大對民族地區的支援。
第四，我國經濟結構目前正處於調整時期。在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下，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許多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業逐漸成為夕陽產業。它們必將沿著技術發展梯度向處於下遊的西部民族地區轉移。由於這種轉移是在市場調節作用下實現的，所以能夠在為西部民族地區帶來大量急需的生產要素的同時，形成可觀的比較優勢。
實現加速發展戰略同實現“兩個根本轉變”是不矛盾的。首先，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是根據“有先有後”的原則規劃安排的，當東部沿海地區高度發展從而帶動國民經濟整體高速發展時，民族地區還在躑躅徘徊。而當目前全國經濟進入相對成熟階段，從而經濟增長方式從速度型向速度效益型轉化時，民族地區則剛剛進入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十多年前所處的起飛階段。因此，在今後一個時期內，側重強調速度是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階段性需要。民族地區的高速發展，還可以為其他地區經濟提供更多的生產要素、市場需求與投資場所，從而支持其他地區“兩個根本轉變”的實現。由此，民族地區經濟作為一個特殊的局部，在保持其特殊性的同時，可以其特殊的形式為國民經濟整體實現“兩個根本轉變”作出不同於其他局部的特殊貢獻。其次，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總量還很小，經濟結構還較為低級和簡單，這樣就難以產生巨大的規模經濟效益、聚集經濟效益和結構經濟效益。不經過一個階段的高速發展，就不可能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就不可能具備向實現“兩個根本轉變”的方向轉化過渡的物質基礎。第三，高速度與高效益並非必然相悖。隻要采取正確的政策、措施，以國內外市場需求為導向，合理配置資源，有先有後，有取有舍地安排民族地區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而不是機械地要求所有的產業、部門都盲目地“翻番”，就可以在保持高增長速度的同時，取得資源利用和投入產出方麵的高效率。這一點已被中外許多實例所證明。例如日本在60年代就實施的收入倍增計劃，就是一種加速發展戰略。其實施的結果不僅使經濟總量實現了急劇的膨脹，而且經濟效益大大提高，最終使日本得以躋身於世界上最發達國家之列。
（3）西部民族區域可持續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了在中國未來發展中要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江澤民總書記也在中共十五大的報告中再次對此加以重申。可持續發展是近20年來全球人類對經濟社會發展曆程及所麵臨的各種問題與挑戰進行反思、總結後作出的戰略選擇。在1991年6月於巴西裏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環境發展大會上，它成為全人類的共識。
可持續發展這一概念的定義，各國、各地區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作出過多種闡述。江澤民總書記的概括是：“所謂可持續發展，就是既要考慮當前的發展需要，又要考慮未來的發展需要，不要以犧牲後代人的利益為代價來滿足當代人的利益。”按照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任何經濟體在發展過程中，都必須堅持兼顧眼前發展和保持發展可持續性兩方麵的需要。而發展的可持續性則要求在眼前的經濟發展中對生態環境給予很好的保護；對資源的開發利用要做到盡可能增加其附加值和利用價值，盡可能進行節約和集約化的開發利用而不至於造成資源的浪費與枯竭；在人口總量的控製和人口素質的提高方麵要實現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實現兩種生產間和諧有序的良性互動。
可持續發展戰略是將實現發展的可持續性作為一種戰略選擇，將其列為同經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同等重要的、帶根本性的發展目標。同時，圍繞著這種根本目標的實現，製定實施一係列戰略措施與戰略步驟。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是可持續性與發展的對立統一體。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時期內可持續發展都是應達到的目標，然而這種矛盾對立雙方的相互關係卻由於內外部條件及其變化而呈現出不同的狀態。相對於發達國家的高度繁榮、過度消費來說，廣大發展中國家目前更應致力於發展。隻有實現了經濟的高度發展，實現可持續性才能具備必要的物質基礎，而發展又是可持續性必要之所在。發達國家憑借巨大的財富和先進的科技，在治理保護環境、高效利用資源、有效控製人口增長和提高人口素質等方麵所取得的為發展中國家難以企及的成就就說明了這一點。正是基於這一點，鄧小平同誌才說“發展是硬道理”。沒有成功的發展，就不可能有可靠的可持續性。然而另一方麵，可持續性的實現，又是發展得以順利推進的必要條件。沒有穩固的資源基礎、良好的生態環境和人口數量與質量的協調發展，經濟發展是難以保持迅猛前進的勢頭的。這一點，許多發展中國家竭澤而漁式的資源開發惡果，提供了令人觸目驚心的例證。
我國西部民族地區的許多地區由於社會、曆史和自然的原因，生態環境乃至人類的生存環境十分惡劣，生態係統十分脆弱。資源雖然豐富，但肆意開采也容易造成過度浪費與耗竭。資金緊張與科技落後也使得資源的利用效率相對於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落後，同發達國家的水平相比就差得更遠了。資源開發利用的集約化程度低，造成的汙染更為嚴重。民族地區經濟結構中第一產業的比重較高，因而對資源基礎和生態係統造成的壓力和對資源基礎造成的過度開采就更為嚴重。土地過度開墾，牧場過載放牧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現象十分嚴重。森林過度采伐造成了可開發資源銳減。同時，民族地區由於人口素質較低，一方麵造成了合格勞動力供給不足，各種人才奇缺，難以支持經濟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麵人口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卻大大高於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人口增長過快使貧困現象難以徹底根除。總之，資源、人口、環境壓力較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更為嚴重，實現發展的可持續性在西部民族地區顯得更為迫切，更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