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向西部民族地區傾斜，在現實操作中，不能靠舊體製的一平二調。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大背景下，這一類宏觀調控從何處下手？這是宏觀調控能否落實，對民族地區幫助既能幫到點子上、又能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銜接的關鍵。大體可有五種類型的調控：
補償型調控。民族地區生產的原材料和初級產品價格偏低，經外地加工後返銷的下遊產品價格偏高，“剪刀差”擴大。加上同一種產品，民族地區因基礎設施差、運輸線路長等產生“效益級差”；庫區、電站區在上遊民族地區，但中下遊受益，資源開發在西部民族地區，造成環境汙染、水土流失、生態破壞，但外地受益，產生“效益外移”。補償型調控是通過改革逐步理順原材料和初級產品的價格，從財政和金融上給民族地區以足夠支持，對“效益級差”和“效益外移”進行調控。
投入型調控。民族地區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開發程度低，潛在的資源優勢難以轉換為現實經濟優勢，重要製約因素是交通不便。每平方公裏擁有鐵路和公路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38.4%和44.3%，鐵路技術標準低，通過能力弱；公路質量差，等外路比重大。如前所述，“要想富，快修路”，“想大富，修大路”，已經成為民族地區的強烈呼聲。發展交通是對民族地區麵貌作根本性改造的壯舉，需要多種積極因素的結合。經濟學家葉小文教授曾概括了12個方麵的6個相結合。但基礎或關鍵一著，還是國家加大投入。
扶貧型調控。全國沒有穩定解決溫飽問題的4000萬人口，大部分在西部民族地區。從這個意義上講，解決貧困地區群眾的溫飽，扶持他們脫貧致富，就是逐步縮小東西部發展差距的重大舉措。要堅持變救濟式扶貧為開發式扶貧，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依靠科技進步，開發利用當地資源，發展商品生產。
結構型調控。通過政策導向，向農村擴展傳統化產業，即：結合城市企業產權製度的改造，引導技術檔次低、勞動密集較大且便於農村生產的產業和產品向農村民族地區轉移，促進小城鎮發展和生產要素發育。同時，采取優惠政策，支持民族地區發展支柱產業。
綜合型調控。在教育、文化、社會發展上采取綜合措施，提高民族地區的人才素質和科學技術水平。
（3）從“全國一盤棋”到“平等競爭，共同發展。”
在計劃經濟時期處理發達地區與貧困地區的關係有一個重要原則是“全國一盤棋”。這一原則在調動和集中全國各地區人力、物力和財力，從事重點建設及國防建設方麵具有重要作用。某些地區的資源以指令性調撥於其他地區，以低價輸出的方式將其收益轉移到其他地區，實行地區經濟的專業分工和生產力布局是按照國家計劃安排而不是按照市場競爭逐步形成的。為此，就需要各地區以服從全國的大局為重，聽命於中央計劃製定者的調遣。這樣就形成了如下局麵：根據國家計劃的垂直性分工，沿海地區主要以輕工業和加工業為主，而西部地區則以原材料、能源工業為主。從產業分工上看形成了內地的上遊產品與沿海地區下遊產業連帶的關係。當時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本身就存在著利益矛盾，但是在中央計劃經濟條件下，中央政府通過財政援助或補助對貧困地區給予經濟補償，因此，這一矛盾並不十分突出。
改革開放以來，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的關係出現了新的變化。這主要表現為：
其一，沿海發達地區憑借區域優勢，率先開放，與國際市場相連通，無論是進口額還是出口額占GNP的比重迅速上升，導致產業結構高度化和非重工業化，即附加價值較高的產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不斷上升，輕工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不斷上升，從而帶動了整個工業保持高速增長。與此同時，內地貧困地區產業結構變化緩慢，原材料和能源占工業總產值比重和重工業占工業總產值比重居高不下。在這種產業結構差異甚大以及不同產業收益率差異甚大的情況下，內陸貧困地區的經濟效益勢必大大低於沿海發達地區的經濟效益。
其二，在價格改革過程中，實行了“雙軌製”，對大部分加工產品價格放開，對重要的原材料和能源價格仍實行計劃控製。這在當時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等於內地貧困地區向沿海發達地區轉移其產業收益，在一定意義上形成原料輸出地與產品加工地之間的類似於內部“殖民地”的關係。
其三，中央政府采取不平衡發展戰略，加快沿海發展，對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實行優惠政策。這不僅大量吸引了外商投資，而且大量吸引了內地資金的轉移。無論從稅收優惠條件看還是從地理環境看，特區及沿海開放城市都有強大的投資吸引力。從90年代初，特區及沿海開放城市率先在全國形成金融業、證券業和房地產業開發高潮，形成若幹個投資熱點，如上海、深圳、廣州、海口、北海、北京、大連等，進一步刺激和吸引了大量內地資金流入。
其四，中央財力下降不利於調整地區矛盾，隨著中央財力不斷下降，中央政府對貧困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能力在下降，加上這種財政轉移支付延續計劃經濟時期的財政補貼方式，且以無條件形式支出，對於調整地區差距的作用極其有限，導致內地其他地區在全國經濟格局中的地位越來越下降，不僅市場資金來源占全國總數比重越來越下降，而且在全社會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分配方麵，貧困地區始終處於不利的地位，這也是中國地區發展不平衡性的重要因素。
正確處理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的關係對中國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不平衡性越是突出，越是要妥善處理好各地區關係，協調好各地區經濟利益。以往的“全國一盤棋”的原則已不適用，提出新的原則既能適應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體製的需要，同時又能妥善處理各地區關係。
其一，平等競爭原則。創造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使發達地區與貧困地區在建立統一市場進程中處於公平競爭的地位尤為重要。公平競爭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之一，中央政府是這統一市場競爭規則的製定者和監督者。隻要國內市場是統一的，市場競爭是公平的，每個地區都會從這一巨大的市場體係受益。這就要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除自由貿易區之外，一律實行統一稅製，其中中央、中央與地方分享稅為統一稅種與統一稅率。任何地方不得享有法律和製度之外的經濟特權。
我們既要肯定興辦經濟特區和開發區對中國改革初期的積極作用，同時又要清醒地看到這一做法的局限性以及與實現真正公平競爭、公正競爭、公開競爭的市場化改革目標的衝突性。在日益深入而廣泛的市場經濟發展中，繼續特區的優惠政策，無疑是對其他地區，特別是貧困地區的一種歧視。因此，調整特區的政策勢在必行。1995年9月李鵬總理在《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建議的說明》中指出，要實行國民待遇。對特區的提法有三條：其一，對特區的基本政策不變；其二，對有些具體辦法要有所調整和完善；其三，所有地區都要按照稅製改革有關規定和實施步驟執行。其目的是根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製的要求，規範稅製、公平稅負，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按照國際慣例，為中外企業創造平等競爭條件。國務院領導指出，現在特區關心特區政策變不變，西部地區關心優惠政策給不給，我們基本是這樣考慮的：超水平的待遇要收回，沒有落實的逐步納入。不要指望減這個稅，負那個稅，按一個標準收上來，再取富濟貧。這樣，西部條件差，中央來支持，在這一條件下，沒有厚此薄彼。這表明，實行國民待遇，保證公平競爭是中國改革的基本方向，也是處理好發達地區（包括特區）和貧困地區關係的重要原則之一。
其二，平等互利原則。發達地區與貧困地區屬於不同的利益主體，它們之間存在利益矛盾甚至利益衝突是不足為怪的，關鍵是要按平等互利的原則處理和協調好它們之間的關係。這包括商品貿易的公平交換，改革價格體係的扭曲，取消對原材料和能源價格的控製，改變不平等的交換關係，形成互惠互利的關係。發達地區（包括城市）應取消對外來勞動力參與就業競爭的不合理限製。
沿海地區經濟發達，但能源、原材料供給不足，而中國西部經濟基礎薄弱，但能源、礦產資源豐富。利用比較優勢，沿海應將耗能、耗材工業轉向中西部。同時隨著沿海發達地區土地價格和勞動力價格迅速上升，將其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轉移。通過建立統一市場體係，逐步形成地區專業合理分工，發揮各自比較優勢，協調地區間經濟發展。
其三，共同發展原則。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的正常關係不是誰先富誰後富的關係，而應當是共同發展、相互支持、相互帶動的關係。發達地區的發展不能以犧牲貧困地區的發展為代價，而應當促進和帶動周圍的貧困地區發展。事實上，由於各地區的條件差別較大，發達地區處於良好的地理和經濟環境總會先富起來，但不能由此人為地宣傳或者製造先富起來的特殊條件。這一做法本身就會人為地加劇發達地區與貧困地區的矛盾與對立。總之，我們應當提倡的是共同發展的原則。
其四，共同富裕的原則。從現實條件看中國存在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這反映了中國發展不平衡性的特點，要求各地區都能達到共同富裕，既不現實，也不可能。但是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應當堅持，作為一個長期目標應當不懈追求。這一原則有助於增強全國的凝聚力，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各地區的分離力，放棄這一原則無疑是增強了各地區的分離力，就等於喪失中央政府在全國人民中的合法性基礎，既無助於保證實現穩定，也無助於實現長治久安。
總之，在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要逐步改變計劃經濟時期的“全國一盤棋”原則，實行“平等競爭，平等互利，共同發展，共同富裕”的原則。
（4）“先擴大，後縮小。”
改革以來中國實行地區不平衡發展戰略。“七五”期間明確提出實施加快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1995年9月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的方針，並要求沿海多做一些貢獻，支持內地發展，沿海要服從這個大局，這是中央關於地區發展戰略的重大調整，這一調整十分明智，也十分及時。這是由於：
――“八五”期間出現地區發展的相對差距和絕對差距同時擴大的趨勢，引起各方麵的廣泛關注。控製地區發展相對差距擴大的問題越來越突出。
――著眼於調整各地區之間的矛盾。鄧小平提出的讓有條件的沿海地區先富起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第一目標已經基本完成，現在是考慮加快中西部發展的時候了，中央作出重大政策調整勢在必行。
――沿海地區發展已進入了“自我積累、自我投資、自我發展”的良性循環階段。從“九五”計劃開始，中央轉向支持發展基礎薄弱、缺乏自我積累的中西部地區也在情理之中。
――出於保持中國社會穩定、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等目標的考慮。中國是一個由56個民族組成的發展中國家，目前大多數少數民族地區盡管在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方麵取得了曆史性進步，但仍處在低收入階段或者極為貧困的狀況。如果少數民族地區差距過大就會引起嚴重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基於這種考慮，對今後地區發展戰略作出調整，是順理成章的。
從我國經濟發展過程看，地區間人均收入和人均產值的絕對差距始終是擴大的，而其相對差距卻經曆了“先擴大，後縮小”的過程。建國初期至70年代中期地區經濟相對差距呈擴大趨勢，改革以來這一相對差距呈縮小趨勢，但“八五”期間又出現重新擴大的現象。因此，在“九五”期間開始采取有效措施控製相對差距進一步擴大，進而縮小這一相對差距，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各地區貧富差距擴大是經濟發展過程中難以回避的現實。作為貧困地區領導人不要怨天尤人，不必氣餒，正確的態度是“承認差距，利用差距，縮小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