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春天，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白吉庵先生問我，是否願意與他合作，將他於1997年年末出版的《物來順應——梁漱溟傳及訪談錄》一書補充擴寫，共同完成一部梁漱溟的傳稿。
我當時有點猶豫，覺得自己的學術功力不夠，對於梁漱溟先生的佛學、儒學思想所知甚少。白先生說這是梁漱溟先生家人的心願，可他眼睛不好，不能較長時間看書或查閱資料，一個人難以完成擴寫的工作。我考慮再三，還是同意了。
但是，當我大量地翻閱從圖書館借來的圖書資料和白先生提供的書稿資料時，一方麵，我被梁漱溟先生對國家、民族那種深厚的大愛；中國優秀知識分子孜孜不倦地對真理的探求；一生為追求佛學、儒學，致力於城市與鄉村教育，為抵禦外敵、國共合作奔走呼籲，為新中國建設積極獻言，為完成其一生的寫作計劃不懈努力，一生始終敢講真話的精神和品格所深深感動。另一方麵，我覺得這個人物並不好寫，如何準確地記述、評論其一生的思想脈絡與變化、學術觀點、生活態度，應該說很不容易。
在白先生的鼓勵下，我翻閱梁漱溟先生的著作、文集，近年來出版的有關梁漱溟的各種傳記、年譜、論文集、資料集等，開始了艱難的寫作。近三年來，我邊查閱資料邊寫作，查閱、選擇資料的時間遠遠超過寫作的時間，這也是人格與學術思想接受洗禮的一個過程，使我的心靈得到淨化。盡管如此，當完成最後一章最後一個字的時候，我仍然感到很不滿意，因為自己這枝拙筆實在不能高度地概括梁漱溟先生博大精深的學術思想、高尚品質與生活情操，隻有留待讀者提出寶貴的意見。
另外，我能夠接受這個任務，不知深淺地寫下去，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梁漱溟先生的人格魅力。誠如書中最後一章中提到借榨汁機的事，那時他已經病得很重，卻仍然想著先照顧別人；梁漱溟先生和我父親是同一天（1988年6月23日）在協和醫院逝世；在另一個世界裏也是比鄰而居：在八寶山公墓東一室，兩人的骨灰盒上下櫃擺放。每逢清明節時，我去給父親掃墓，也在梁漱溟先生的骨灰盒遺像前鞠上一躬，同樣懷有十分崇敬的心情。在我心目中，梁漱溟先生是中國知識分子中最傑出的代表。正如千家駒先生所評論：“我最佩服的是梁先生那種‘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的高貴品質，是那種‘士可殺而不可辱’的高風亮節。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曆史傳統，優良美德，值得我們向他好好學習。在當今中國，並世無第二人！這才是中國真正的儒家，中國真正的知識分子。”
感謝團結出版社張陽女士，她為本書的編輯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勞動。感謝我的妻子譚秀英為本書初稿的修改、語言的潤色及頗有見地的批評建議。
李仲明
2009年4月20日
梁漱溟是一位信奉佛教而又蜚聲海內外的儒學大師，性格耿直，敢說敢為。他是毛澤東的摯友、淨友，也是一位身份特殊的老朋友，在三十多年的交往中，有過徹夜友好的長談，有過麵紅耳赤的爭論，也有在大庭廣眾之下針鋒相對的吵罵，這其中的恩恩怨怨，讓人驚歎，也讓人稱道……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舉行開國大典，梁漱溟遠在四川未能參加，據說，當天周恩來在天安門城樓上曾感慨地說過：可惜今天的盛會有兩個人不在場，一個是梁漱溟，一個是邵明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