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就在這時很憤慨，因為搞複辟的人，拿國家大事當兒戲。複辟失敗之後，先父投水自殺。有一位先父的朋友送挽聯，很好，上聯是：忠於清所以忠於世（不單是忠於清，世是世道）；下聯是惜吾道不敢惜吾身。投水而死。
梁濟並未於張勳複辟的當年自殺。雖然在張勳進京時，梁濟寫長信勸張“勿為複位迂謀”，希望張發揮作用使清室“禪讓之心大明，共和之美漸能實現”。後來再勸張寫兩信，言：“行虛君共知，勿昧循舊製”，看到阻止不住，再勸不要恢複一姓製度、打出龍旗、封王封爵。梁濟勸張勳不要幹的事，張一件件都幹了。複辟失敗，梁又去信勸張勳“死節”，而張選擇的投降條件隻一條，就是活著。梁濟不反對清朝遜位，更不反對共和，但他對民初幾年的種種變亂和變化感到憤慨和失望，他懷抱自盡以警世的決心已五六年之久，隻因認為對國家社會所負責任未了而一再推遲。
但是，人一到有離世之念時，又留戀自己的家庭、子女。梁濟在《留示兒女書》裏，說道自己尚未出嫁的次女謹銘，充滿了父親親情：“真正仁考明哲之女也。凡我所需要，無纖細之遺忘。凡幼孩之前途，無防維之不至。每遇春秋佳日，必設法勸我消憂。我聽夜戲，半夜歸來，無一次不獨自看書，煎茶守候，視我安眠而後去。雖成人而猶孺慕，尤能匡我見所不到，我心實無間然。至其屈己安貧，十年前之舊衣已小，猶著在裏麵，聊以禦冬。嗚呼！我有如此雍雍熙熙之家庭，我何忍決然舍去哉？”
梁濟自殺前與梁漱溟最後一次對話，令梁漱溟終生不忘。那時，梁家準備為梁濟過生日掃除房屋，梁濟告訴家人，他去彭翼仲先生家借住幾天，生日那天自己會回來。臨出門時，梁濟看到報紙上一條國際新聞，乃自言自語道：“世界還會好嗎？”梁漱溟接話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裏去的。”梁濟長歎一聲：“能好就好啊。”
1918年農曆10月10日，梁濟於其生日前三日清晨，自沉於北京淨業湖（積水潭）。留下《敬告世人書》，痛陳：“國性不存，我生何用！國性存否，雖非我一人之責，然我既見到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後喚起國人共知國性為立國之必要。”
梁濟死後，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有一位《京話日報》的編輯吳寶訓聞此消息，非常感慨，隨即也投湖自盡。新文化人物陳獨秀、陶孟和等人，也非常關注此事，旋即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就自殺是否個人行為、是否道德問題，有沒有罪等開展討論；著名詩人徐誌摩認為：梁濟的犧牲性命，是一種精神上的感召所做出的自覺行動。
彭翼仲於1914年創辦的《京話日報》
近80年後，台灣學者林毓生認為：梁濟的自盡，並非單純的為前朝殉節，而是希望透過“殉清”的字辭，喚醒世人對儒家“忠”的觀念的實踐。畢竟空談共和政體的理想，是毫無用處的，唯有忠誠地為實現共和政體的理想而努力，才是當務之急。盡管梁濟的終極目的十分崇高，但是他所采取的行為方式——自殺，卻是令人惋惜的，因為以他這麼一位人微言輕的儒者，根本無法激起社會群眾的廣大回響，隻能留下令人欷歔的慨歎罷了。
其子梁漱溟後來說：“先父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滅，而不惜以身殉之，捐生前夕，所遺敬告世書，其要語雲，國性不存，我生何用。”“國性”二字，在梁漱溟看來就是指“固有的風教”。由此可知，梁濟之死，不僅為了殉清，更重要的意義，是為了固有文化消滅，而去以死來喚醒世人之關注。梁漱溟後來終生從事中國傳統文化之研究，這其中原因之一，可能也是受到梁濟思想的一些影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