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先生是我國著名哲學家、宗教學家、曆史學家、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生前著作宏富，有口皆碑，而以他的身份與地位，若要出全集，那簡直是近水樓台，易如反掌。但一輩子坐擁書城的任繼愈對此卻是堅決拒絕：“不出全集，是因為我自己從來不看別人的全集。即便是大家之作，除了少數專門的研究者，其他人哪能都看遍？所以，我想，我的全集也不會有人看。不出全集，免得浪費財力、物力，耽誤人家的時間。”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言：“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所以自古以來，文人總是對自己的文字頗為愛惜，甚至敝帚自珍，到了一定的時候，往往編集成書，作為自己立身處世的資本或敲門磚，再到一定的時候，全集也就出來了，足以告慰平生。許多人為此“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即使時運不濟，也要“藏之名山，傳之後世”。這原本無可厚非，也是傳統如斯。當然，“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收入與否，該不該編集，古人也並不一味地附庸風雅，大都律己甚嚴。但即便如此，延續至今，文集、全集之類，已是不知凡幾，雖說文字比生命更長久，可真正能留存下來的，其實並不多。而在眼下，能靜下心來看書的人是越來越少，卻又是一個全民皆可輕易出書的時代。價值多元，動機不一，書籍的種類和數量是明顯地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出版業也自然是空前繁榮，出書的事，幾乎可以說是隻有想不到，沒有辦不到，來的都是客，多多益善。出不出是主要的，看不看是次要的，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前門新書剛拉出去，後門就又被拉進來打成了紙漿，也就是常有的事。而近來文集、全集之汗牛充棟，想必已成我國的又一大特色。任繼愈任國家圖書館館長近二十年，諸如此類的事，想必每每使他既徒喚奈何，又痛心疾首，所以他的“一輩子不擔任掛名主編”並決然不出全集，照他的老師、我國現代著名哲學家熊十力的評價，也就是：“誠信不欺，有古人風。”
自然，在一般人看來，能出全集，總是一件好事，一件幸事。但任繼愈的決意拒絕，在筆者看來，其實是顯示出了他對當前圖書界的一種明察與睿智，也是其“學問人生，文化傳燈”的必然顯現。不由得想起魯迅當年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態度，也是那樣的不為所動，而且多有怵惕與警示，他說：“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哪裏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也無怪乎任繼愈會說：“我一生最佩服兩個人。一是魯迅，一是居裏夫人，因為這兩個人都是具有高尚人格的人。”而任繼愈的不出全集。依筆者之見，還在於他的自信，因為，以“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作為其治學之路和修身之道的任繼愈，其本身就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書，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大書。而那些人品、文品都不怎樣，又偏要沽名釣譽，於是便百般搜求，甚至把不足掛齒之事、拾人牙慧之文也要塞進書中以成所謂全集的人，不知是否有所汗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