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共知，在抗戰前夕的中國，政治分裂，內戰不已，蔣介石政權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方針，熱衷於“剿共”，而對日本的武裝侵略則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東北淪喪，華北危急。因此，停止內戰，爭取一個統一的中國一致對外，成為發動中國人民抗戰的先決條件。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為實現國共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礎，為發動全民族抗戰提供了有效的形式。盡管由於蔣介石堅持一黨私利，使統一戰線的目標和組織形式未能完全實現，但中共始終維護團結抗戰的大局，堅持以鬥爭求團結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抑製了反共逆流，製止了對日妥協的傾向，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維持下來。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是這個克敵製勝的法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核心和領導力量。
中國抗戰既然是以弱敵強，在作戰方式上主要地不是一般的正規戰，而是持久的全麵的人民戰爭，這樣，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靈活機動並負有向正規戰發展使命的遊擊戰爭，便被提到了戰略的地位。恩格斯曾正確地指出：“一個想爭取自身獨立的民族，不應該僅限於用一般的作戰方法。群眾起義，革命戰爭，到處組織遊擊隊——這才是小民族製勝大民族，不夠強大的軍隊抵抗比較強大和組織良好的軍隊的惟一方法。”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科學地論證了抗日戰爭發展的三個階段，他指出：“中國將變為獨立國，還是淪為殖民地，不決定於第一階段大城市之是否喪失，而決定於第二階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持久戰，中國將在此階段中獲得轉弱為強的力量。”中共領導的廣泛的人民戰爭和抗日遊擊戰爭正是在全民族抗戰這一廣闊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出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話劇。
誠然，國共兩黨分別領導的兩個戰場，在中國抗戰的統一體中，是既互為依存又相對獨立的，它們都為抗戰事業作出了各自的貢獻。在抗戰初期，國民黨戰場作為戰略防禦的主體起了主戰場的作用，它對日作戰是積極的，在從華北到華中的正麵戰線上，廣大愛國官兵浴血奮戰，殺傷大量敵人，遲滯了敵軍的進攻，使其“三個月解決支那問題”的狂言成為曆史笑柄。隻是由於國民黨當局實行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的片麵抗戰路線和消極防禦的方針，加上指揮上的失誤，在華北、華東和華中戰場上，除台兒莊等戰役殲滅敵人大量有生力量外，基本上打的是節節後撤的防禦戰，正麵戰場陷入十分被動局麵。在這一階段，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先後挺進華北和華中敵後，開辟敵後戰場。1937年9月八路軍平型關首戰告捷，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振奮了全國民心士氣。在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前，八路軍基本上集中主力作戰，在戰役、戰鬥上配合了華北正麵戰場，迅速占領了晉東南、晉西北、晉察冀三大邊區戰略要地。到太原失守時，八路軍已收複了晉西北、晉察冀邊區部分城鎮，打開了敵後抗戰的局麵。這時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基本結束，以八路軍為主體的遊擊戰爭進入主要地位。在戰略防禦階段，敵後軍民共作戰1600餘次，殲敵5.4萬餘人，並使自己由出師時的4萬餘人發展到18萬人，在華北和華中敵後創建了廣大抗日根據地，牽製了大量敵人，穩定了華北地區的抗戰局麵。這對於迫使日軍停止戰略進攻回師華北，加速戰略相持階段的到來，起了重要作用。
從軍事學和戰爭史的角度看，一般正麵戰場都起著主要戰場的作用，但由於中日戰爭的特點，由於戰局的演變和抗日遊擊戰爭戰略地位的提高，國民黨正麵戰場的地位和作用不斷下降，敵後戰場逐漸成為抗戰的重心，敵後軍民逐漸成為堅持抗戰的主要力量。應當說，發生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是日軍在其速戰速決的戰略企圖受挫後，不得不停止對國民黨戰場的戰略進攻，而把“確保占據地區”，摧毀敵後抗日根據地作為主要目標，這就在客觀上把敵後戰場推上了抗戰重心的位置。1938年10月日軍占領武漢後，隻以11個師團的兵力用於國民黨戰場，占侵華日軍（不含東北部分）的45.8%；而用於解放區戰場的兵力則達13個師團，占侵華日軍的54.2%。從1939年至1943年的五年間，侵華日軍用於對付解放區戰場的兵力，平均每年占60%多；而對付國民黨戰場的兵力則年均不到40%。本來，日軍戰略重點的改變，相對減輕了國民黨戰場的壓力，這也為其堅持正麵抗戰提供了有利條件。但是，國民黨由於畏懼人民抗日力量的發展，而在日本對其政治誘降為主方針的影響下，謀求妥協、積極反共的傾向急劇增長。在這期間，國民黨戰場雖然也有過有限的攻勢作戰，有些仗也打得比較好，但就其全局而言，行動消極。據統計，在這五年中，侵華日軍對國民黨戰場較大的進攻年均2.8次，多時5次，少時1次；而對解放區戰場千人至7萬人的“掃蕩”，僅華北平均每年就達56次，多時76次，少時也達33次。由此可見，在相持階段國民黨戰場已逐漸降為次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