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中國革命處在一個生死攸關的危難時刻。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葬送了在艱難困苦中發展起來的農村革命根據地，紅軍被迫長征。慘重的損失，使英勇的紅軍落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1935年1月舉行的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問題，堅決結束了“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並在實際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成為黨的曆史上一個偉大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所蘊涵的深刻意義，在於它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這是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勝利，並由此形成了高舉這麵光輝旗幟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這是中國共產黨由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
近代中國的曆史經驗表明，隻有馬克思主義才是指導中國人民革命惟一正確的思想武器；而黨的鬥爭經驗又告訴我們，僅僅有馬克思主義還是不夠的，從一定意義上說，重要的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國化。由於馬克思主義產生的特定的曆史條件和中國國情的極大特殊性，使中國革命麵臨著需要依靠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獨立解決的各種複雜問題。同時，又由於中國是一個小生產者占多數的國度，與這種生產方式相聯係的主觀性、片麵性和絕對化的思想方法，不能不影響黨的隊伍。長期以來存在的教條主義的思想束縛，就是這種思想方法影響的突出表現。這不能不極大地增加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國化的難度。因而，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即用什麼樣的思想路線來指導中國革命，就成為中國共產黨麵臨的一個極為重要而突出的問題。
在我們黨內，毛澤東比較早地自覺實踐並倡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以極大熱情解決黨員和幹部的思想方法問題。早在1929年，毛澤東在《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中就指出：“對於政治形勢的主觀主義的分析和對於工作的主觀主義的指導，其必然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他在1930年5月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更自覺、更深刻地闡述並倡導了一切從實際出發這一思想原則，進一步枇判了主觀主義的一種頗有欺騙性的表現形式：本本主義，即教條主義。這篇文章的重要價值在於：第一，鮮明地反對了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思想，提出了“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的重要觀點。雖然這時王明的錯誤還未出現，但黨內已經存在依靠共產國際給我們寫決議，給我們寫綱領，向我們作指示等等問題。因而毛澤東上述觀點的提出及其實踐，有著特殊意義，它實際上蘊涵了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和群眾路線這樣豐富的內容。可以說，作為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在這篇文章中已有了初步的而又是較深刻的體現。第二，把調查研究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的橋梁和中間環節提了出來。實事求是要求理論聯係實際，也就是要從中國社會實際和革命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調查研究則是達到實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毛澤東不僅把調查研究看作是黨必須遵循的工作路線和工作方法，而且把調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機會主義盲動主義錯誤的哲學高度來認識。這時他雖然還沒有用實事求是這樣言簡意賅的語言來表述黨的思想路線，但文中所闡明的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等原則，就是他所堅持和倡導的共產黨人“從鬥爭中創造新局麵的思想路線”。後來他的許多理論著述，從《實踐論》、《矛盾論》到延安整風期間發表的一係列重要文章，都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已經提出的思想觀點，從而為我們黨奠定了一條更加係統完備、生動深刻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共產黨人應當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這個問題在黨內曾有過長期的爭論。毛澤東曾稱《反對本本主義》這篇文章是經過一番大鬥爭寫出來的，即指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但是，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並沒有就此結束，文章的正確觀點也沒有被這時的中央所接受，不久又發生了以王明為代表的更加嚴重的“左”傾教條主義。他們以為靠引經據典、照搬照抄這種最便當的最沒出息的懶漢辦法，便能夠領導革命取得勝利。結果，把中國革命引進了死胡同。血的慘痛教訓，正確與錯誤、勝利與失敗、前進與後退的比較，使許多同誌擦亮了眼睛，終於認識和選擇了毛澤東，認識和選擇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遵義會議正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得以順利召開，並使黨發生了曆史性的轉折。
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中的一位最傑出的代表，他對中國革命和中華民族的貢獻是多方麵的、巨大的。這裏應當指出，他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所進行的理論工作，是他留給我們的巨大的精神財富。特別是他著力倡導和確立的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培育了保證黨取得勝利的優良學風。應該說在這方麵的思想價值具有更普遍、更重要，因而也更久遠的意義，是值得我們認真繼承和發揚的。
毫無疑義，遵義會議巨大的曆史功績，已使它成為矗立在我們黨的發展史上一座光芒四射的裏程碑，具有曆史和現實的重要意義，是值得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永久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