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持北大自由主義傳統觀者立論的主要依據是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後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使北大正式成為在中國引進和發揚自由主義的基地”。這倒是值得議一議的。
如前所述，蔡元培在北大革新時提出的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辦學原則，在當時確是一個具有指導作用的辦學方針，同時也是他的大學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體現。這一辦學思想，就發展新教育和繁榮學術所需要的環境和條件而言，確是適應了發展文化教育的客觀要求，有利於人才培養和學術進步，因而在一定意義上是符合文化教育發展客觀規律要求的。具體地說，第一，這一辦學思想所體現的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原則，反映了發展學術、教育的特殊矛盾和特殊規律。就學術研究而言，它實際上是探求真理的一個過程，而真理是具有相對性的。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往往有這樣的情形：今天被認為是正確的事物，隨著新材料的發現或認識的深化而成為謬誤，反之亦然。因而學術研究有它自身的特殊性，不能用一種簡單的、絕對的標準加以限製和判斷。蔡元培曾說我素信學術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應該允許它們並存，自由討論。他認為，我國先秦時期思想界所以出現百家爭鳴這種”空前絕後之偉觀，是因為“種種學說並興、相競相攻”使然的，到漢武帝采董仲舒獨尊儒術之主張，遂使“諸家之說熠矣。他極力反對這種”於相對世界，持絕對主義的思想方法，反對封建性政治和文化專製主義對學術思想的束縛。這些認識應該說是比較正確地反映了學術發展的客觀要求，而他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原則正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來的。第二，這一辦學思想反映了對學術與政治關係的正確處理。這是發展學術常常遇到的問題。由於我國長期受封建思想的影響，又使得這個問題更加突出。蔡元培並不否認學術與政治的密切關係，而且是堅持學術和教育活動必須為民主共和政治，為振興國家服務，這是發展學術和教育的大前提。同時在學術研究領域，他又把學術和政治作了嚴格區分，主要表現為：一是不以人廢言；二是反對用政治幹涉學術，反對封建文化專製思想，允許學術研究的自由。這在當時的教授的聘任和對待不同學派的態度上，都得到了體現。這種對學術與政治二者關係的正確處理，既體現了蔡元培辦學思想的反封建性，又反映了發展學術的客觀要求。第三，這種辦學思想體現了發展學術、教育所必不可少的民主領導作風。這方麵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蔡元培善於發現和愛護人才，他曾針對舊派勢力對北大教員的攻訐，指出：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對人不求全責備，是深知人才的特點，避其所短，揚其所長，這就是知人然後方能善任的道理。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嚴以律己，寬以待人，這是蔡元培知人善任的高明之處。他建立在這一人才觀基礎上的民主領導作風，對北大的革新起了重要作用。上列數端，反映了蔡元培辦學思想中所蘊含的對發展文化教育具有普遍意義的方麵，這對今天仍有現實的借鑒作用，表現了思想的繼承性。
這裏有必要強調，蔡元培在提出和實施他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辦學方針時，並非像時下一些人所想像的那樣，對新舊文化采取不偏不倚的客觀主義態度，而是有所抑揚的。這就是說，這種“兼容並包”並非無原則、無目的，任憑新舊良莠混雜，而是以扶植新派人物，促進新思想傳播，適應革新需要為基本出發點的。應該指出，蔡元培主持北大進行革新之際，正是中國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文化的發端時期，這時他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他支持日益興盛的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讚成文學革命，反對封建複古主義的舊思潮。他對北大的整頓是以文科為重點，因為文科集中了北大的守舊勢力，這樣文科學長人選就成為一個重要問題。經友人推薦，又翻閱了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他十分讚同對陳獨秀“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的評價，遂決定邀請他主持文科。隨之，又引進了大量新派人物，形成了以陳獨秀、李大釗等《新青年》編者為核心的革新營壘。他曾寫信委托巴黎法華教育會邀請法國學者來華講學，他也提出了受聘者的主要條件，一是要求本人是“新黨”，一是能“熱心教授中國人，且不與守舊派接近者”。蔡元培反對壓製新思潮，認為“要舍湮法用導法，讓他自由發展，定是有利無害的”。他積極支持和扶植新派，成為這支新文化大軍不可少的竭誠的保護者。五四前夕，當軍閥政府對蔡元培施加政治壓力和恐嚇時，曾有人勸他辭退陳獨秀，約束胡適，以緩和空氣。他毅然回答北京大學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與這些人毫無相幹。“隨後又公開為新派的”過激之論“辯護。這些都鮮明地表現了蔡元培的政治立場和他的”兼容並包“辦學思想的基本傾向。誠然，蔡元培是以倡導”思想自由“而著稱的，他尊重講學自由和正當學術研究的自由，對舊派教員的學術性活動同樣給予支持，但絕不允許假借學術名義和大學講壇進行反動政治宣傳。當時北大教員中，辜鴻銘是一個帝製複辟論者，但精通英、德等國語言；劉師培是籌安會罪人之一，而對國學研究有素。蔡元培認為他們所授課程與政治無涉，應用其學術專長。新潮社的同學對聘用守舊教員有微詞，蔡元培對學生說我希望你們學辜先生的英文和劉先生的國學，並不要你們也去擁護複辟或君主立憲。”這大體反映了蔡元培的基本主張。
當時北大教授中也有人對“兼容並包”持有異議，陳獨秀為此專門寫信闡述蔡元培的學術主張。他寫道：“先生說：‘蔡先生欲兼收並蓄，宗旨錯了。’這話我卻不以為然。北京大學教員中，像崔懷慶、辜湯生、劉申叔、黃季剛四位先生，思想雖說是舊一點，但是他們都有專門學問，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劇評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語。蔡先生對於新舊各派兼收並蓄，很有主義，很有分寸；是尊重講學自由，是尊重新舊一切正當學術討論的自由；並不是毫無分寸，將那不正當的猥褻小說、捧角劇評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劍俠，毫無常識的丹田術數，都包含在內。……他是對於各種學說，無論新舊都有討論的自由，不妨礙他們個性的發達；至於融合與否，乃聽從客觀的自然，並不是在主觀上強求他們的融合。我想蔡先生的兼收並蓄的主義，大概總是如此。”這裏所說的“很有主義”，“很有分寸”，說明了蔡元培的“兼容並包”是有原則性的，而決不是“毫無分寸”，放任自流的。陳獨秀對這一辦學宗旨的解釋是正確的。
這裏還須要指出，當我們根據曆史的實際，充分肯定這一辦學思想的進步作用和現實意義的時候，也並不是把它看作是完美無缺的。應該看到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作為一定曆史時代的產物，不能不帶有曆史的局限性。蔡元培曾用《禮記·中庸》篇中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觀點，來解釋他的“兼容並包”主張。但他對這裏所說的“道”，並沒有作出性質和內容上的明確限定，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加以理解；其“容”與“包”的對象，既可以是新的進步的思想、學說，也可以是舊的、落後的理論、流派。他自己曾認為哲學上的唯物論和唯心論可以並行無害，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和中國的傳統文化也並不矛盾，可以並行不悖。如果對這一辦學思想作外在性的理解，那麼就會是不分主次地把新與舊相互對立的東西包容在一起，這就否認了對立物的質的區別，看不到發展過程中的飛躍和突變，抹煞了對立物的鬥爭在曆史發展中的作用，從而也就抹煞了人們在新舊事物鬥爭中催新破舊的曆史責任。由此可見，“兼容並包”作為一種理論上的概括，表現了蔡元培思想上存在的折衷、調和的傾向，反映了在反封建文化鬥爭中的不徹底性。這種概括的外在性，既不能科學地反映客觀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完全符合他自己的教育實踐。事實上，蔡元培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和對世界大勢的深切理解，使他在對北大的整頓中始終堅持革新進步的方向，而不是讓新與舊、革新與保守無原則地混合並存。“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所以能夠孕育出一個新的北大，能夠對北大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起了催生作用，正是和他扶植新思想、約束舊事物和反對封建舊文化分不開的。所以，具體就蔡元培的辦學思想，或擴而大之就一般的曆史遺產的繼承來說，重要的是要挖掘它內在的深層次的思想內涵，而不是要人們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去重複舊的口號。
由此可見，“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作為一定的曆史時代的產物，有它特定的內涵和特點，決不能僅僅因為它倡導思想自由的原則，就不加分析地據此斷言自由主義是北大的傳統。這種不顧曆史事實的主觀臆斷，不是一個學者應有的學風。
三
持北大自由主義傳統觀者的本意，不隻是為了說明一所大學的傳統問題。
作序者說得很明白：“自由主義可以是一種政治學說，可以是一種經濟思想，也可以是一種社會哲學，它更是一種社會政治製度”。的確如此。自由主義是作為19世紀初出現的資產階級的一種政治思潮，它把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自由”、“民主”口號按照資產階級政權確立後的要求加以修改和補充，主張個人活動和發展的完全自由，實現毫無限製的企業主的自由競爭，擁護有財產限製的選舉權和兩院製議會，等等。很清楚，作為一種政治思潮，自由主義所要求所維護的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政治製度。
被持北大自由主義傳統觀者認為好得了不得的自由主義，已為他們點明“更是一種社會政治製度”的含義。這是無需多加一字解釋的。在他們看來，這種發軔於北京大學的自由主義，“曾有九十年是中國社會上的主流思潮之一”，隻是“一九四九年後”，被“持續地、徹底地、大規模地‘肅清’”了，現在的任務就是使之“在今天的複興”，使“中國由此而開始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走向全球化”。這裏已不存在一層需要捅破的薄薄的窗戶紙，也無需有勞旁人來“破題”了。
問題在於：北大是不是存在這種占主導的、被認定為“光榮”傳統的自由主義的政治思潮？這還是要讓曆史來講話。
五四時期的中國，風雲際會，各種社會思潮活躍。這時的北京大學，由於高張民主和科學兩麵旗幟，從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但五四前期，包括李大釗在內的新文化運動戰士傳播的民主和科學思想，仍然是屬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疇。它雖然在當時反封建文化思想鬥爭中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但並不能正確回答中國的出路問題。這時李大釗的政治視野也不能不受到這種曆史的局限，例如，他這時所熱烈追求的民主政治，如他自己所說，是“唯民主義為其精神，代議製度為其形質之政治”。即企求的仍是以代議政治為特征的歐美式的民主共和國，而他的唯民主義主張的主體，則是“由中流社會之有恒產者，自進而造成新的中心勢力，以為國本所托”。即把民主政治的希望寄托在民族資產階級身上。又如，他孜孜以求的“青春的中國”，作為一種政治主張提出，還是比較空泛、粗糙的，它的實際內容也仍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而“再造青春中華”的途徑，也隻是從教育入手實現民權，認為“從事於國民教育，十年而後，其效可觀，民力既厚，權自歸焉”。應當承認，任何思想家都隻能依據曆史所能提供的舞台進行活動，在科學社會主義傳入中國之前，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還是惟一可供中國人民選擇的出路。問題在於，曆史已經判明，近代的中國已經失去了實現這一方案的機緣，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共和國的流產就是有力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