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當今世界兩種社會製度並存的情況下，人們對自己的國家不僅要作曆史的縱向比較，而且要同外部世界作橫向比較。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比較才有鑒別，但這種比較應當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我們作橫向比較的目的，是既要看到自己的長處和進步，增強民族自信心，又要看到差距和不足，激勵我們民族的奮進心，善於學習外國先進的和有用的東西，盡快縮短同發達國家在經濟技術水平上的差距；而決不是要比出民族失敗主義情緒，須知一個妄自菲薄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比較還要有正確的方法。有人隻是用一些表麵的、片麵的材料，甚至把兩個不可比的事物強拉在一起，想通過這樣簡單的類比，來證明其預先設想的“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這不是科學的比較研究。因為它違背了比較研究必須遵循的對象的等同化的原則，其結論也就必然不符合客觀實際。如就幾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言，我們同它們之間就有著許多不可比的因素。一般地說，這些國家是經過了一百年到三四百年資本主義發展的曆程，生產力的發展才達到今天這樣的水平。而我國曆史發展有很大特殊性，社會主義建設也還隻有40多年。建國初期的1950年，我國人均國民收入僅28美元，而同期美國人均國民收入達到1746美元，英國為687美元，分別相當於我國的62.3倍和24.5倍，曆史造成的這樣大的差距怎麼可能要求在短期內馬上消除呢？因而以我國與少數幾個發達國家作簡單的類比，就輕率地說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顯然不是科學的研究方法。當然，在經濟發展的速度方麵，我們同西方發達國家還是可比的。據統計，1951—1980年間，我國工業產值年均增長12.5%；在這期間，美國為4%，西德為5.8%，法國為5%，英國為2.3%，日本為11.5%，都低於中國。同期我國農業產值年均增長4%，而法國、英國、西德和美國則分別為2.5%、2.3%、1.9%、1.6%，也都不及中國。1981—1986年間，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9.8%，而美、日、英、法四國分別為3%、3.7%、2%、1.6%。就社會生產力發展速度這個最重要的客觀標準來看，以上的對比確是反映了社會主義優越於資本主義，同時也說明隻要我們更好地發揮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依靠中國人民的力量，逐步縮短曆史造成的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是完全可能的。
還需要指出，既然有些人是要通過橫向比較來判定兩種不同社會製度的優劣，那就需要作全麵的分析。資本主義作為一個世界體係，包括少數發達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戰後絕大多數獨立國家都選擇了資本主義道路，搞私有製，結果無論是國民經濟的總體實力還是經濟發展的速度，都不如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薩繆爾森在他的《經濟學》一書中寫道它為每一個人提供了糧食、衣服和住房，使他們保持健康，並使絕大多數人獲得了教育，千百萬人並沒有挨餓，道路旁和街道上沒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識丁的乞丐；千百萬人並沒有遭受疾病的折磨，“依此而論，中國的成就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不發達國家”。
值得注意的，印度和中國是東方兩個大國，有著相似的國情，近代又有大體相同的曆史命運，獨立後兩國沿著不同的發展道路建設自己的國家。西方許多學者都認為這是兩個有很大可比性的國家。原來印度的底子和某些客觀條件略強於中國，經過了三四十年的發展，雖然兩國在各方麵都取得相當的成就，但從總體上說，中國經濟發展水平超過了印度。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對中印兩國1952—1976年的經濟發展作了比較，中國在這期間年均經濟增長率是6%到7%，按人均計算等於印度的2至3倍。由於印度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在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嚴重的社會貧富懸殊現象，據印度官方估計，60年代初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者占全國人口的38%，即1.6億人，而到80年代初已上升到48.4%，即3億多人。這種不同發展道路不同結果的對比是十分明顯的。戰後中國如果選擇資本主義道路（姑且不論它是否走得通），僅就經濟發展來說今天至多也隻是處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水平，而兩極分化、多數人貧困破產則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這決不是我們民族複興和國家富強之路。
無論縱向或橫向的比較，都可以清楚地顯示新中國40多年來的進步與發展。事實充分證明，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麵貌，而這個成就是在黨的領導下取得的。如果否定了40多年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隻有尊重客觀事實，才有可能認識客觀真理。
誠然，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有過曲折和失誤，有的還是很嚴重的。搞自由化的人對此則加以渲染、誇大，以作為否定黨的領導的依據，有些人也因此而動搖了對黨的領導的信念。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一種新的社會製度從產生到它的運行機製成熟，都不能不經曆痛苦、曲折的鬥爭和發展過程。資本主義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曲折和失誤，特別是帶給人類的災難難道還少嗎？與我們不同的是，它們的失誤是資本主義製度的內在矛盾決定的。即使資本主義世界利用了戰後的和平環境，利用了科學技術新成果，在少數國家達到今天這樣發達的水平，也還是不能完全擺脫與資本主義經濟相伴隨的危機和動蕩。而社會主義製度的確立是人類曆史上最深刻的變革，到現今它還處在幼年或青年時期，新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還不成熟、不完善。特別是在我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後、人口眾多、情況複雜的國度裏，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問題上，不能不經曆一個探索、實踐和經驗積累的過程。由於我們對中國國情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還缺乏深刻的了解，在實踐中還可能出現主觀認識和客觀實際相脫節的現象，這就會導致工作上的失誤。同時，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還建立不久，某些具體的環節還存在缺陷，加上其他因素，也容易使我們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這些情況說明，我們的失誤，並不是由於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本身產生的，而主要是由於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還缺乏正確認識所引起的。我們科學地分析所犯錯誤的原因、性質，就有可能對新中國的曆史作出正確的評價。應當肯定，盡管我們在40多年中犯過若幹錯誤，有過挫折，但從總體上說，黨在這個曆史時期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給人民帶來了福利，這是有目共睹的，就連國外敵視社會主義的人也不得不承認的。
既然在實踐中的失誤有著某種不可避免性，那麼重要的是對失誤所取的態度。這是衡量一個鄭重的、對人民負責的黨的重要尺度。事實上，我們黨從來不回避和原宥自己的錯誤，而是勇於揭露和改正自己的錯誤。對於領導如此偉大而艱巨的事業的黨來說，失敗的教訓和成功的經驗都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因為革命和建設事業都不可能走一條筆直而平坦的大道，所以曲折的經曆也就成為達到理想境界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大家知道，黨在民主革命時期曾犯過兩次嚴重的錯誤，經曆過兩次重大的挫折，而黨正是在總結曆史經驗包括正麵和反麵經驗的基礎上逐步成熟起來，使全黨對民主革命的規律有了深刻的、統一的認識，有了一條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路線，從而保證了民主革命的輝煌勝利。在社會主義時期我們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經曆的嚴重挫折，也使我們積累了正反兩方麵的經驗，這對我們逐步加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客觀規律的認識都有重要的意義。如果沒有這兩方麵經驗的積累和比較，我們就很難提出並較順利地逐步解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任務，也很難取得改革開放十多年來這樣重大的成就。所以，在一定意義上說，錯誤並不是純消極的東西，如果能夠正確地總結經驗，錯誤就會成為正確的先導。很明顯，如果因為我們黨在領導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偉大而艱巨的事業中發生過一些挫折和失誤，就悲觀失望以至懷疑和否定黨的領導，就試圖離開社會主義的方向去另謀出路，這無疑是一種政治上的幼稚和短視，曆史將證明這是完全錯誤的。
今天，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處在一個極其重要的曆史時期。我們仍麵臨著嚴峻的挑戰。在這種希望與困難並存的情勢下，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對於推進和實現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
三
堅持黨的領導和改善黨的領導是辯證的統一，而這二者都是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所要求的。正如鄧小平同誌所指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就是堅持黨的領導。問題是黨要善於領導；要不斷地改善領導，才能加強領導。”這就是說，為了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努力改善黨的領導。
黨的曆史經驗表明，黨的建設的狀況如何，直接關係到能否正確、有效地實現黨的領導作用這一決定中國革命和建設成敗的根本問題。而作為執政黨建設的任務，就是要把我們黨建設成為政治上更加成熟，思想上更加統一，組織上更加鞏固，能夠團結並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堅強核心。在一定意義上，執政地位的黨的建設，比起處在非法的、受壓迫狀態的黨的建設，或換句話說，也就是和平時期的黨的建設，比起戰爭時期的黨的建設，是更加艱巨，更加困難，因而也更加重要。這不僅是因為執政黨的建設是十月革命之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麵臨的一個新課題，而且也是由執政的地位及其麵臨的新情況所決定的。
在革命戰爭年代做一名共產黨員，意味著要隨時準備為事業獻身；而執政後做一名共產黨員，則不僅意味著獻身，而且還意味著一定的權利，他可以用手中的權力為人民服務，也可以權謀取一己的私利。這就是說執政黨的地位，以及各種條件的製約，使一些黨員和黨的幹部不像過去那樣容易體現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的精神，如果對此不警惕、不自覺，缺乏必要的紀律約束和監督，就有可能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甚至蛻化變質。而且，自從黨的戰略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以來，改革、開放、搞活的新環境，也給黨的建設帶來了新情況、新問題。譬如，我們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而商品經濟的一般規律就會在經濟生活中起作用，這就有可能使一些黨員滋長“金錢萬能”、“一切向錢看”的思想，忽視以至背離社會主義的方向；又如，商品交換原則會影響以至侵入黨內政治生活領域，侵蝕某些黨員、幹部的思想，使他們動搖以至背離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再如，在大力發展商品經濟的新環境中，加上來自境外的消極因素的影響，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會腐蝕某些黨員、幹部的思想，使極端利己主義大大膨脹起來，這就可能從根本上動搖他們的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等等。同時還應該看到，西方的“和平演變”策略已成為它們對付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項根本性戰略，他們往往利用我們麵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加緊其滲透活動，而這種活動會在我們內部得到一些人的響應。所以，執政的地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以及西方“和平演變”的攻勢，反映了黨在新的曆史時期麵臨著新的考驗，說明了執政黨建設的複雜性和嚴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