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應當著重指出，毛澤東關於防止“和平演變”的思想，是同他一貫致力於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如何鞏固政權的問題緊密聯係在一起。
防止“和平演變”，實際上就是要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公有製為主體的社會主義製度，防止黨和政權自身的蛻化變質。建國前夕，毛澤東鑒於黨將麵臨的新的情況，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告誡全黨：在革命勝利之後，必須警惕資產階級“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要“準備一副清醒的頭腦去對付對方采用孫行者鑽進鐵扇公主肚子裏興妖作怪”的策略。隨後不久，毛澤東在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時著重指出：“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毫無疑問，防止“和平演變”，就是要堅持和維護這個主要綱領。在我們長期麵臨著防止和反對和平演變的曆史任務中，加強政權建設和民主政治建設，都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有利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任何企圖把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納入西方政治的模式，都隻能是適應西方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的需要，都是完全錯誤的。
警惕和防止黨的高層領導出修正主義，是使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的重要保證1964年以後，毛澤東把防止“和平演變”問題正式提上日程，並提出了一係列應采取的措施，積極開展反對“和平演變”的鬥爭。這時他考慮的一個中心問題，是如何使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特別提出要警惕和防止黨的高層領導出修正主義。
在如何保證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的問題上，毛澤東最早提出要反修防修的任務。早在1957年，他就針對當時國際國內的問題，指出：“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裏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他又說：“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後，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複資本主義製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麵向工人階級進行鬥爭，包括思想方麵的鬥爭。而在這個鬥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這裏，從一般意義上說，毛澤東對修正主義思潮的判斷基本上是準確的，特別是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出現這種修正主義思潮的危害，是要導致複辟資本主義製度，也是十分深刻的。到了60年代初期，毛澤東就幾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問題，誠然，毛澤東在60年代提出警愒中央出修正主義的時候，他對什麼是修正主義沒有作出準確的、恰如其分的解釋，相反還把黨內不同意見，把一些反對“左”的錯誤做法的正確意見當成了修正主義，甚至把一些屬於馬克思主義原理和社會主義原則的東西，也當作修正主義來批判，這就使他對當時黨內狀況的估計越來越陷入了“左”的錯誤。這是值得永遠記取的深刻教訓。但是，應當肯定，毛澤東把警惕黨內特別是黨的高層領導出修正主義，作為防止“和平演變”、防止資本主義製度複辟的一個戰略思想，作為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提出來，是很有預見的。
應當看到，國際帝國主義推行“和平演變”戰略，是社會主義國家麵臨的嚴重的外部威脅，是造成社會主義國家發生蜣變的外部原因。但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們，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要通過內因起作用。曆史經驗表明，敵對勢力要從外部搞垮我們這個黨，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但如果黨內出現修正主義和腐敗變質分子而不加以製止的話，這種來自內部的危險就可能對黨構成直接的威脅。毛澤東曾多次講過，敵人是打不倒我們的，可是共產黨可以把共產黨打倒。這就是指堡壘是有可能從內部被攻破的。所以，西方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的圖謀能否得逞，最終是取決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內部因素，而其中具有決定作用的是黨的領導層特別是中央能否堅持馬克思主義。正如毛澤東在1965年8月的一次談話中所強調的：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變了，整個國家就會改變顏色。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國家被“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還是在於執政黨的高層領導。關於這一點，西方帝國主義是充分估計到了。它們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千方百計地在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的高層領導中，尋找和培植他們的代理人，把演變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領導人身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經驗一再表明，修正主義思潮的泛濫，將給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帶來多麼嚴重的危害，如果說，第二國際後期出現的修正主義思潮危害的實質，是使一批無產階級政黨蛻變為本國資產階級的附庸，那麼，在無產階級已經取得勝利的曆史條件下，這種修正主義思潮危害的實質，就是使已經建立的社會主義製度蛻變為資本主義製度，使社會主義國家全麵倒退。毛澤東當時在國際上提出反修任務時，確是敏銳地看到已經出現的修正主義思潮將給社會主義國家帶來嚴重的危害，把這種修正主義思潮同複辟資本主義的後果直接聯係起來。後來，他在喚起全黨警惕出修正主義時，也往往把修正主義同複辟資本主義看成是一回事，認定修正主義分子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他在1964年同一個外國代表團談話時就說過什麼叫修正主義？就是資產階級的思想、政治、經濟、文化。“雖然這時毛澤東對修正主義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內涵缺乏科學的界定，以及對具體對象的判斷和因此而進行的人為的鬥爭也都是錯誤的，但應當肯定，他發動和領導反修防修鬥爭的出發點是好的，特別是他指明黨的領導層出修正主義是最危險的，它會使黨蛻化變質、整個國家改變顏色，會導致資本主義製度複辟的嚴重後果，確是十分深刻、切中要害的。這已為20多年後國際上出現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右傾機會主義思潮侵蝕下被演變的現實所證明。雖然，毛澤東沒有看到90年代蘇聯演變的最終結局，但表現了他在這個問題上深邃的曆史洞察力。毫無疑問，毛澤東一再告誡要防止黨內出問題，特別要防止中央出修正主義，保證執政的共產黨的領導權牢固地掌握在忠誠於馬克思主義的人手裏，這是防止和反對”和平演變“的一項帶有根本意義的戰略措施。列寧曾經從無產階級所肩負的曆史使命的高度出發，提出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政黨，要有一個”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否則，無產階級事業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前夕也提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幹部，他說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幹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他強調指出，這些幹部和領袖要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毛澤東的這個論述，對於黨的幹部和領導集團的要求具有普遍意義。50年代中期，毛澤東總結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政治風潮教訓時曾指出，我們黨有成百萬經過長期考驗的幹部，”東歐一些國家不很穩，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沒有這樣一套幹部。我們有在不同革命時期經過考驗的這樣一套幹部，就可以‘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這些都說明擁有堅強的、忠誠於馬克思主義的幹部隊伍和領導核心，對於黨的事業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誠然，應當承認，黨的幹部隊伍的結構和狀況，不僅會隨著自然規律的作用而發生變化，而且在諸如執政、改革開放和發展商品經濟等新的曆史條件下也會帶來新的問題。近年來蘇東一些國家劇變的事實告訴我們，在西方政治思想的滲透和壓力下，在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過程出現嚴重困難或挫折的情況下，以及在發展商品經濟大潮的衝擊下，共產黨內部的右傾思想可能抬頭，甚至發展成為機會主義思潮，這種機會主義思潮如果在黨內高層領導中占了上風，就會屈服於西方帝國主義和國內反社會主義勢力的壓力，逼迫黨改變自己的原則立場，一步一步地放棄自己的陣地，去適應國內外敵對勢力的需要，最後使黨和國家改變性質。正因為這樣，毛澤東關於警惕黨的高層領導出修正主義的告誡，對於我們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堅持社會主義製度，堅持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方向，都具有警笛長鳴的重要意義。
以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第三代領導，繼承了毛澤東這一重要思想，注重加強黨的領導核心特別是中央的領導集體的建設。鄧小平十分強調建設一個為人民群眾所信賴的、堅強的領導集體的重要性，他特別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四個堅持，這不能動搖，堅持不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不堅持社會主義，這是個根本問題。當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確立時，他就對新的中央領導同誌講，新的常委從開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樹立和維護這個集體和這個集體中的核心。隻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有一個好的常委，隻要它是團結的，努力工作的，能夠成為榜樣的，就是在艱苦創業反對腐敗方麵成為榜樣的，什麼亂子出來都擋得住，“這是最關鍵的問題。國家的命運，黨的命運，人民的命運需要有這樣一個領導集體。”他在南方講話中進一步指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說到底，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不出事。這確是十分深刻地指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為加強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具有決定我們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如何保證老一代革命家開創的社會主義事後繼有人，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毛澤東考慮防止“和平演變”的具體措施的一個重點問題。
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在北京召開的一次工作會議上，正式提出了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他說：帝國主義說，對於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麼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話講得靈不靈？我不希望它靈，但也可能靈。就在這次講話中，他還具體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應當具備的條件。隨後不久，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發表的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文中，又發表了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重要論述，他指出：“為了保證我們的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他要求全黨一定要從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斷地注意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樣，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就實際上把培養接班人作為一個極其重要的戰略問題，提到黨和國家的議事日程上，要求培養造就出一批又一批馬克思主義的領導骨幹。雖然毛澤東在論述這個問題時還留有“左”的痕跡，但從總體上說，他提出的這些重要思想，確是指明了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至關重要的根本大計，是防止“和平演變”的一個重要保證。
正如毛澤東所強調的，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事業是不是後繼有人的問題，就是將來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能不能繼續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子孫後代能不能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他特別指出，這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革命接班人的問題，不僅具有長遠意義的極端重要性，而且也是一個現實的緊迫任務。
毛澤東還總結了國際的和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經驗，闡述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要具備的條件。這主要是：第一，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第二，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第三，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於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還要善於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並且已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第四，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製的模範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養成善於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第五，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於自我批評精神，勇於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這裏，毛澤東提出接班人要是馬列主義者，要為大多數群眾謀利益，要團結大多數，要發揚民主作風，要自我批評等五項條件，是有機聯係的一個整體要求，是對堅持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骨幹的基本要求。這裏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能夠始終堅持馬列主義，是革命接班人條件的核心內容。馬列主義是中國革命惟一正確的指導思想，這已為中國革命的全部曆史所證明。在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中，同樣需要馬列主義作為指針，因為馬列主義也就是科學社會主義，離開了馬列主義的指導，就不會有正確的社會主義實踐。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堅持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也隻有依靠馬列主義這一理論武器，才能明辨是非，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毛澤東十分強調青年人要有堅定正確的政治觀點，“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所以他反複教育幹部要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要搞馬列主義的，不搞修正主義。第二，強調要為大多數群眾謀利益，是無產階級政治家必須具備的政治品格。立黨為公還是立黨為私，是無產階級政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根本標誌。我們黨的性質決定了共產黨人必須確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黨取得全國性勝利的前後，毛澤東充分意識到在執政的條件下黨所麵臨的嚴峻考驗，不斷告誡全黨要警惕由人民公仆變成社會主人的危險。而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也是估計到新的一代的生長環境，有可能淡忘和背離老一輩所培育的革命傳統。所以，毛澤東十分重視對年輕一代的教育，他在1963年同一個外國代表團的談話時就說過：現在我們的年輕人不知道過去的困難，沒有經過階級鬥爭的鍛煉，要靠老一輩的人把過去的經曆告訴他們，對他們進行教育。在毛澤東看來，是為大多數群眾謀利益還是為少數人謀利益，是搞馬列主義還是搞修正主義的一個根本區別。第三，特別提出革命接班人還要有良好的思想作風和道德品質，這主要是善於團結大多數人，有民主作風和自我批評精神。這對一個領導骨幹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條件。正如列寧在晚年批評斯大林性格弱點時所說的：“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的來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誌們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位置上調開，另外指定一個人擔任總書記，這個人在各方麵同斯大林一樣，隻是有一點強過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順，更和藹，更關心同誌，少任性等等。”由於種種原因，使列寧的遺囑未能實現。後來的事實發展證明，斯大林所犯的錯誤確是同他在這方麵的缺點緊密相關的。所以，作為革命接班人的基本條件，是應該考慮他們在未來履行領導職務所必須具備的思想作風和道德品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