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指出，一些論者在分析毛澤東爾後在經濟建設上失誤的原因時，歸結於是他不重視生產力，或是隻抓階級鬥爭而忽視經濟建設。實際上這是一種簡單化的結論，是有失偏頗的。從毛澤東的一係列理論和實踐活動中，表明他不僅重視發展生產力問題，而且還把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作為一個根本性任務，提到全黨麵前。眾所周知，他在臨近民主革命勝利的黨的七大的政治報告中，就提出了著名的生產力標準問題，他說：“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消滅日本侵略者，實行土地改革，解放農民，發展現代工業，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隻有這一切，才能使中國社會生產力獲得解放，才是中國人民所歡迎的。”這個著名原理的重要性，為以後的實踐所證明。1947年，毛澤東進一步把發展生產、搞好經濟建設作為衡量一個幹部的重要標準提了出來，他在晉綏幹部會議上對廣大幹部提出：“希望你們好好地領導這些生產事業，否則就不能算作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當全國勝利前夕，黨的工作重心準備由鄉村轉入城市的時候，毛澤東要求全黨立即把恢複和發展生產的經濟工作提到首要的中心位置上來。他明確指出：“隻有將城市的生產恢複起來和發展起來了，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了，人民政權才能鞏固起來”。而在我國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轉變的過渡時期，毛澤東領導製定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與社會主義改造同時並舉的總路線，就是著眼於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他在這時曾明確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所有製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製，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製變為社會主義所有製，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雖然這條總路線在執行過程中有過偏差，但就其基本方麵來說無疑是正確的。上舉數端，說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命題，在毛澤東的理論思考和工作部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同樣，毛澤東在提出要“走自己的路”，思考如何解決社會基本矛盾的問題時，也是圍繞著發展生產力這個中心環節展開的。他在《論十大關係》中著重論述的幾個關係，都是關係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各種矛盾，且主要是指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內部矛盾。在他看來，隻有生產力發展了，經濟搞上去了，才是解決社會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徑。他在八大預備會議上曾尖銳地指出：如果生產力還上不去，你像什麼樣子？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在此期間，毛澤東曾多次提出實現我國的現代化問題。他特別強調要把一個落後的農業的中國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中國，我們麵前的工作是很艱苦的，我們的經驗是很不夠的。因此，必須善於學習。1957年3月毛澤東在南京的講話中就提出要用100年時間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他說：沒有生產就沒有生活，沒有多的生產就沒有好的生活。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100年吧。分幾步走：大概有十幾年要稍微好一點；有二、三十年就更好一點；有個五十年可以勉強像個樣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那就和現在不同了。這的確是很有創見的。從時間上說五十年可以勉強像個樣子，同鄧小平提出的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相似，一百年就了不起，也相當於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應當說，在基本思路上，毛澤東同鄧小平是一致的。
當然，這時毛澤東對在社會基本矛盾中生產力起主導的、決定的作用還缺乏深刻的認識，特別是在實踐中還不能正確處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關係，不能按經濟規律辦事，同時又常常把經濟建設中黨內的不同意見錯誤地當作階級鬥爭問題來處理。這就使我們在一個長時期內頻頻失誤，以致毛澤東關於主要矛盾和黨的根本任務轉變的正確主張，未能得到堅持和貫徹，在實際工作中造成了難以挽回的損失。這是一個沉痛的曆史教訓。
三
毛澤東深入研究了我國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出現的各類新問題，科學地總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經驗，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裏，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同時又指明，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毛澤東說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是一個總題目。……在這裏，也要說到敵我矛盾的問題，但是重點是討論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這裏所說的“總題目”，就是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民內部矛盾是大量的、突出的，在社會矛盾中占有主要的地位，因而必須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應該說，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主題的思想，是毛澤東關於兩類矛盾學說的核心，它反映了社會主義條件下兩類社會矛盾的一個重要特點，反映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兩類社會矛盾運行的基本規律。
應當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及其以前的階級社會裏，社會基本矛盾反映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一般都表現為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樣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但是，在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過程中，在階級社會和由有階級向無階級轉變的社會中，兩類矛盾運行的特點不同，在社會矛盾總體中所處的地位也是各不相同的。在階級對抗社會，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是處於主要的地位，這種矛盾的對抗的性質決定了它們之間必然表現為激烈的階級鬥爭，而人民內部矛盾則處於次要的地位，這種人民內部矛盾的調整和解決，是為了團結人民內部，服從和服務於反對剝削階級的階級鬥爭，因而這種矛盾不是主要的、突出的。在社會主義社會，情形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以生產資料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確立，從根本上改變了勞動與生產資料相脫離的曆史，結束了人與人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剝削階級作為一個階級被消滅了。這時社會主義社會雖然還存在著敵我矛盾，但它已退居為次要地位，而人民內部矛盾則成為大量的、突出的矛盾，上升到主導的地位，成為關係到國家政局穩定、人民團結以至整個社會主義事業盛衰成敗的全局性的問題。這種狀況也決定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
毛澤東在指明正確認識和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是正確處理這些矛盾的前提條件的同時，進而指出，兩類矛盾雖然有明確的嚴格的界限，但也不是凝固不變的，而是在一定條件下也會互相轉化。這是對兩類矛盾運行規律的一個深刻說明。
毛澤東在《矛盾論》一文中就曾指出：“根據事物的具體發展，有些矛盾是由原來還非對抗性的，而發展成為對抗性的；也有些矛盾由原來是對抗性的，而發展成為非對抗性的。”在社會主義社會兩類矛盾運動中也同樣會出現這種情形。當然，這種相互轉化都需要在一定條件下才有可能。
在一定條件下，敵我矛盾可以轉化為人民內部矛盾，對抗性矛盾可以轉化為非對抗性矛盾。例如，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本來是對抗性的，但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黨和政府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了和平改造和贖買的政策，同時民族資產階級也接受這一政策，從而使矛盾轉化為非對抗性的。又如，敵視和破壞社會主義的敵對分子是敵我矛盾，但其中一些人在黨的政策的感召下，經過勞動改造和思想教育，認罪悔過重新做人，這樣也就由對抗性矛盾轉化為非對抗性矛盾。
同樣，人民內部矛盾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能激化，發生對抗的形式。毛澤東指出：“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處理得不適當，或者失去警覺，麻痹大意，也可能發生對抗。”這種情形，在社會生活中是時有發生的。顯然，在理論上正確認識並指明這個問題，是有重要意義的。
應當看到，人民內部矛盾是大量存在的，它不僅廣泛存在於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和一切方麵，而且其表現形式也是十分複雜的。如果對人民內部矛盾這種廣泛性和複雜性缺乏正確的認識，采取簡單化的辦法、官僚主義的辦法，甚至用對待敵我矛盾的辦法來對待人民內部矛盾，就有可能使矛盾激化，就有可能發生局部的暫時的對抗現象。
這就是說，人民內部矛盾雖然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但如果處理不當也蘊含著激化的可能。這裏，特別應該看到：（1）在我國生產力仍不發達的情況下，產生人民內部矛盾的最深刻原因在於經濟方麵。而且大量表現在分配問題上。如工農之間矛盾、城鄉之間矛盾、國家、集體和個人之間的矛盾、積累和消費的矛盾等等，往往都與分配問題相關聯。這些矛盾關係到群眾的切身利益，如果處理不適當，損害了群眾的合理的經濟利益又不及時糾正，矛盾就有可能激化。劉少奇曾說：“分配得公平合理，大家滿意，就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如果不按勞取酬，不公平合理，就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他在研究了一些地方由於人民內部之間的矛盾激化而出現的鬧事事件後，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幾乎全部是為了經濟性質的切身問題。”這是符合實際並對我們富有啟示的。（2）人民內部矛盾還突出地表現在人民群眾與領導者之間的矛盾問題上。由於我們黨處在執政的地位，對國家負有領導的責任，因而如何正確處理各方麵的關係，諸如國家、集體與個人之間、整體與局部之間以及民主與集中、自由與紀律的關係等等，都直接關係到人民內部的矛盾。還有許多人民內部的矛盾，諸如工農之間、工人內部和農民內部之間的矛盾，雖然並不直接表現為領導與群眾的矛盾，但領導者也負有正確調節和處理的責任，如果處理不當，人民內部矛盾也會通過領導與群眾的矛盾形式表現出來。在這種情況下，領導機關如果犯了官僚主義錯誤，采取簡單化甚至粗暴的態度對待人民內部矛盾，就有可能使本來能夠合理解決的矛盾尖銳化，以至被激化成對抗性矛盾。（3）還應該看到，國內外敵對勢力往往利用人民內部的矛盾：利用群眾關注的切身利益問題和政治思想問題進行挑撥，煽動群眾鬧事，來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
當然，在社會主義國家，這種由非對抗性矛盾轉化成對抗性矛盾，通常隻是局部的暫時的現象。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消滅了人剝削人的製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而不可能出現長期的、全局性的對抗。但毛澤東在指出這一基本特點的同時，他在分析社會主義國家出現少數人鬧事這種新現象時，又深刻地指出：“如果我們搞得不好，曆史走一點回頭路，有點回歸，這還是很可能的。”他滿懷信心地說：“經過那樣一次大亂子，膿包破了以後，我們的國家隻會更加鞏固。中國總是要前進的。”
毛澤東關於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的思想告訴我們，要善於創造條件，使矛盾的性質向著有利於人民的方麵轉化；要堅持用民主的、說服的方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防止矛盾向不利於人民的方向轉化。
在毛澤東看來，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兩類社會矛盾運行的總的趨勢，是人民的範疇越來越擴大，敵人的範疇越來越縮小。隨著社會主義事業的日益發展，促進敵我矛盾向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的可能性愈益增加，而人民內部矛盾向敵我矛盾轉化的可能性則趨向縮小。這是就社會主義社會曆史發展的總趨勢說的，而這個總趨勢是要通過一個相當長的曆史發展過程才能夠逐步實現的。
兩類社會矛盾運行的這種總趨勢，是多方麵的因素決定的。
首先，是同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的基本規律和發展趨勢相聯係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剝削階級作為階級雖然已經消滅，但階級鬥爭仍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不過，這時的階級鬥爭已不同於過去曆史上那種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鬥爭，而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鬥爭，是曆史上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遺留。這就是說，這種階級鬥爭不是社會主義製度本身引起的，它是廣大人民同零散的而不是完整的剝削階級的殘餘分子和一小撮新生的敵對分子的鬥爭。我們既要看到這種鬥爭是長期的，在某種條件下有可能激化，同時又要承認階級鬥爭不是越來越尖銳，它的總的發展趨勢是趨向緩和，直至最後完全止熄。而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的敵我矛盾，實質上是帶有階級鬥爭性質的社會矛盾，因而它的發展趨勢是和階級鬥爭的發展趨勢相一致的。
其次，是同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和科學文化將獲得高度發展的曆史前景相聯係的。社會主義社會在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裏，由於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水平還相對低下，由於經濟關係的多層次結構還將長期存在，還不可能根絕國外反社會主義勢力和國內剝削階級遺毒的侵蝕和滲透，這不僅決定了一定的敵我矛盾的產生和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說明人民內部的矛盾在一定條件下可能發生逆向轉化是存在著深刻的經濟原因的。但是，隨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不斷發展，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文化高度發達，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得到充分湧流，那時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將獲得充分顯示，使她具有更大的說服力和吸引力。在這個曆史發展的進程中，不但將有力地促使敵我矛盾向人民內部矛盾轉化，而且也將逐步造成敵我矛盾不能重新產生的條件。
再其次，也是同社會主義製度的不斷完善和成熟相聯係的。社會主義作為新生的社會製度，它還不夠完善，還存在著許多薄弱環節，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極少數的刑事犯罪分子和經濟犯罪分子。同時，社會主義製度的這種不完善性和許多方麵缺陷的存在，也使國家機關會產生官僚主義、個人專斷作風等問題。而這種惡劣作風的存在，是使一些人民內部矛盾發生逆向轉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因而，隨著社會主義製度的不斷完善和成熟，隨著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建設的日臻完善以及國家工作人員的經驗積累，發生各種社會弊端的可能性將日益縮小，這也有利於促使敵我矛盾向人民內部矛盾轉化，同時也能有效地避免和防止人民內部矛盾的逆向發展。
毛澤東強調必須遵循民主的原則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他根據中國共產黨解決黨內矛盾的經驗教訓，把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民主原則具體化為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評——團結”。講詳細一點，“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這個公式的內涵是相互聯係並相互製約的統一整體。在這裏，團結既是出發點又是目的和歸宿。首先要有團結的願望，這是由人民內部矛盾的性質所決定的，也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前提條件。如果主觀上沒有團結的願望，就不但不能解決矛盾，還可能導致矛盾的尖銳化。但是，講團結並不是取消積極的思想鬥爭，相反，正確地開展批評或鬥爭，是實現團結願望和達到團結目的的必要手段。隻有堅持原則，開展批評或鬥爭，才能分清是非，達到新的團結。我們既反對搞無原則的庸俗的“關係學”，也反對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因為這樣做都不可能達到團結的目的。毛澤東總結並提出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這一公式，是長期革命實踐證明了的完全正確的方法，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已成為政治生活主題的新形勢下，進一步要求“要在整個人民內部繼續推廣和更好地運用這個方法”，要求所有的部門和單位，“都采用這個方法去解決他們內部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