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十，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他堅持徹底的唯物辯證法，認為在社會矛盾麵前，不應當采取回避矛盾的態度，而應當承認矛盾並妥善加以解決，因而主張“放”的方計，而不讚成“收”的方針。這不僅反映了科學和藝術發展的客觀規律，而且對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也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十一，提出“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的思想與和平解放台灣的倡議。毛澤東曾表示，台灣如果回歸祖國，可照他們自己的方式生活，可以搞他們的一套，並且可以保存軍隊。在新時期，鄧小平根據新的形勢，把毛澤東提出的對台工作的原則進一步係統化、理論化，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一個國家，兩種製度”的構想。
毛澤東為尋求一條既有別於蘇聯又符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作了不懈的努力。他的這種探索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及其積累的實踐經驗，為後來形成比較係統、比較成熟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奠定了重要基礎。這種探索對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重要性和深遠意義，不僅為我國改革開放二十年來的新局麵所證明，而且為蘇聯及其衛星國所發生的嚴重倒退從反麵作了證明。毫無疑義，毛澤東作為這種探索的開創者的曆史功績應當用最濃的筆墨記載在史冊上（胡繩語）。當然，毛澤東在探索中提出的思想觀點，有的是成熟的和比較成熟的，如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學說等；有的提出了沒有做好；有的提出了沒有堅持甚至後退了。由於這種探索本身所代表的正確的發展趨向還不成熟、不徹底，以致在它隨後的發展中還受到錯誤趨向的暫時壓抑。之所以會這樣，從根本上說，是因為我們麵臨的是要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樣一個新的曆史課題，我們對此還缺乏經驗，還不能不經曆一個從幼年到成熟的過程。正因為這樣，包括“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樣嚴重的失誤，都應當說是在這種探索的過程中出現的失誤。因此，我們既要正視這種錯誤，又要正確地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把壞事變成好事，不斷開拓、完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事業。
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鄧小平曾深情地說：“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我們在座的同誌，可以說都是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的。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力排來自右的和“左”的兩方麵的幹擾，領導全黨科學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他深知，對毛澤東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曆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他強調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曆史。“蘇聯解體的慘痛教訓告訴我們，正確對待和維護人民群眾為之驕傲的曆史，特別是慎重對待曆史遺留問題和領袖的功過是非問題，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從赫魯曉夫”解凍“到戈爾巴喬夫”新思維，就是從否定斯大林開始，進而否定列寧，最終抹殺了整個蘇聯的曆史。俄國一位曆史學家這樣說過：共產黨人應該拋棄斯大林的活動中消極的東西，接受其中積極的、對建設和複興強大和獨立的國家有用的東西來武裝自己，不能再聽任那些仇恨和掠奪祖國的人再詆毀斯大林了。他們已經幹成了一件壞事：在對斯大林謾罵式的欺騙性批評的掩護下破壞了強大的國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是用血的代價換來的一個認識。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每當國內外出現政治風波的時候，總會出現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思潮。其實這是不足為怪的政治現象，因為國內外敵對勢力是深深懂得他們這樣做的必要性。鄧小平在八九風波醞釀期間就說過：“我們已經對建國以來曆史事件的是非，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出了恰當的評價。對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也作出了恰當的評價。對毛澤東同誌晚年錯誤的批評不能過分，不能出格，因為否定這樣一個偉大的曆史人物，意味著否定我們國家的一段重要曆史。這就會造成思想混亂，導致政治的不穩定。”鄧小平正是以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氣魄和睿智，嫻熟而正確地解決了這個關係全局的問題，並且始終堅持曆史決議的立場。
鄧小平領導的這場對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評價，應當說是可以同他創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相媲美的又一個偉大貢獻。總結曆史，是為了開辟未來。正如他自己所說因為我們現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在總結了成功時期的經驗、失敗時期的經驗和遭受挫折時期的經驗後製定的。“歸根到底就是恢複和堅持毛澤東同誌提出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根據這條思想路線來探索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江澤民在十五大報告中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在當代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是一脈相承的統一的科學體係。”這深刻說明它們之間是繼承和發展的關係，而不是互相割裂、更不是互相對立的關係。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是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產生的兩大理論成果，都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的組成部分。我們要高舉黨的理論旗幟，迎接新世紀的到來，創造更加輝煌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
（《真理的追求》，19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