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有人建議我們寫一本《中國教育調查》，我們確實也為此動過心，因為教育問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古人說得好，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現在也常聽人說，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但是，今天中國的教育狀況是令人有些失望的。
詩人藍藍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因為感到兩個還在讀初中的孩子課業壓力太大，常常要忙到深更半夜才能休息，她就在網絡上發起了一項社會調查，竟得到眾多網友的支持，其中不乏一些領域的知名人士。她在發起社會調查時悲憤地說道：“隻要你是中國人，隻要你家中有學生或者教師，你每天所聞所見，或者打開報紙、網絡，幾乎隔天就會出現學生因不堪寫作業的巨大壓力而離家出走、跳樓自殺這樣的新聞報道，這些事情叫人簡直忍無可忍！”《人民日報》甚至也刊文《學生負擔過重已成民族之痛》。
其實，以灌輸為手段，以應試為中心，以扼殺青少年的思維和創造潛能為後果的這種教育體製，叫人忍無可忍的豈止是“作業的巨大壓力”？國務院前總理溫家寶就說過：“我們迫切需要把教育從應試和高考的指揮棒下解放出來，解放學生、解放老師、解放學校。”中國確實需要大打一場教育領域的“解放戰爭”。遺憾的是，溫家寶指出了當今中國教育問題的實質及其嚴重性，但他在十年的任期之內卻並沒有能夠解決這件事情，可見要策動這場教育領域的“解放戰爭”的困難之大，決心難下。這種以考分為核心指標、高度行政化了的教育體製顯然已嚴重偏離了教育的本意。過去中國學生崇尚的是建功立業，渴望當工程師、科學家；而現在，卻是千軍萬馬擠進“國考”，爭做“公務員”，去從政當官，做有權有錢的人。權力和金錢的魅力暗淡了人們的理想，在我們追尋大國、強國的今天，中國的教育首先就摧毀了大國公民應有的品格、氣度和精神。錢學森生前曾嚴肅地追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直到前不久，在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兩院“新科院士”的名單統計中，留學回國的仍占到九成。這不僅表明錢先生的盤問並非聳人聽聞，也再次昭示中國教育的恥辱！
我們陸陸續續了解到的從中國幼兒園到大學校園發生的那些觸目驚心的故事，是足以像過去搞農民調查一樣來一個“宏大敘事”。不過，後來還是放棄了《中國農民調查》那樣的一種寫法，這是因為我讀到了春桃的日記。我知道春桃愛寫日記，知道她愛把每天的所曆所感所思記下來，卻沒想到作為一個母親的春桃，有關我們兒子讀書的事她就寫下了幾十萬字的日記！那些飽含淚水的文字十分詳實地記錄了兒子小學六年之間的人生遭際。她記下了自己的困惑，記下了自己的憤怒，記下了自己的悔恨，也記下了自己的無奈；她記下了一棵小樹六個春夏秋冬裏留下的年輪，記下了一個純潔聰慧的孩子是如何一步步淪為厭學學生的真實軌跡！
這本書就是依憑春桃的日記整理而成的。其實，真的用不上“宏大敘事”，春桃的日記使我確信：小到一個孩子的經曆，大到一個民族的曆史，它都是由無數的細節組成的。隻要你深入到社會生活的經緯之中去，深入到鮮活而具體的人生軌跡中去，我們相信，讀者是可以從這些看似“一地雞毛”的日常生活中，破譯出中國教育乃至中國社會的一段“秘史”。所謂“秘史”，就是被史學家們忽視不計，卻又是和正史息息相關的散落在民間的一個民族生存狀況的密碼。這些年，我們曾應邀去過一些西方的國家，在那些國家我們除進行農村的考察，也曾深入到學校去做過調查，盡管那許多國家的教育各有特色，卻絕對不可能會發生本書寫到的這些故事。雖然我們講述的隻是一個孩子和他周圍一群孩子的故事，這些故事也隻是發生在一個城市的幾所學校，但必須承認，它卻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是有著鮮明的“中國學生”的“胎記”的。這些隻有“中國學生”才會遭遇到的故事，看似很小，卻正如劉安《淮南子·說山訓》所言：“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
當然，書中不光寫到了我們的孩子和他周圍的一群孩子；也不光隻寫到了校園，社會對孩子們的影響是無法回避也回避不了的。所以，春桃在執筆要寫本書初稿時，書名曾定為《新孟母三遷》。昔日，偉大的孟母為了培養幼小的孟子而三易其居的故事代代相傳，堪稱精典。孟子的家原是在一片墳地的附近，孟子便經常在墳墓之間嬉遊玩耍，孟母見此情景，就覺得這個地方不適合居住，於是就帶著孟子搬到了市場的附近。誰知，孟子又熱心於學起商人買賣的叫喊，孟母又覺得此處同樣也不適合孟子居住，最後搬到書院旁邊住了下來。住到書院附近的孟子，從此開始學作禮儀之事，並發憤讀書，後來終成一代大儒。正是受到孟母三遷的影響，為了給兒子小明提供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我們也曾三次搬家，三次為兒子轉學，終於轉到了全市公認的王牌學校。可是，我們卻怎麼也想不到，正是這所市級的重點學校，卻讓我們的兒子從一個優秀的學生變成了厭學的孩子。令人痛心的是，眼睜睜看著兒子在漸漸滑落，我們竟然無能為力！在那些痛徹心扉的日子裏，我們無數次地叩問蒼天：假如孟母活在今天，當她發現出問題的正是被我們視為“聖地”的學校，是覆蓋整個國家的教育體製時，她還能把家搬到哪兒去呢？孟子還會成為一代偉人嗎？本書付梓之際，時逢教育部擬定的《小學生減負十條規定》向全社會征求意見，這個“減負令”當即引起強烈爭議，許多家長乃至老師都懷疑它不過是一紙空文。其實遠在一九五五年七月，教育部就發出新中國第一個“減負令”，五十多年來，各地的“減負令”已多達上百項，可學生的負擔卻是越減越重。因為，它治標不治本，回避了問題背後的根源。在當今中國教育資源嚴重分配不均的情況下，中考，一考定走向；高考，二考定終身——就像網民說的那樣——現在拿小學生減負說事兒，教育部門自己信嗎？不改革中高考製度，不建立多元評價體係，不對症下藥解決學校辦學和學生求學的製度環境，我們在書中寫到的這許許多多怪事，肯定還都會發生。
現在我們的孩子和他周圍那群孩子都已經成為了初中生，又發生了許多我們料想不到的故事，可以說，我們的這本書顯然也還是一部沒有最後完成的作品。
2013 年 8 月 26 日 北京
在當今的教育模式下，校園也不可能是個好玩的地方，我們不遠千裏把兒子從一個省城送到這個還很偏僻的江南煤城來讀書，是一個正確的決定嗎？
雨從頭天開始，已經下了一天一夜。雨點不大不小，不緊不慢地敲打著屋外的雨篷，絲毫沒有要停下來的意思。
因為這場雨，合肥的天氣陡然涼了下來。
立秋已經過去半個月了，二〇〇五年的秋天來得有點遲。
這是八月二十三日的上午，我將帶兒子小明去趕十一點多開往南昌的火車。
小明才五歲半，昨天還在幼兒園裏玩著橡皮泥呢，一聽說要去南方的萍城上學了，可以見到舅舅家的哥哥、姐姐們，激動得又蹦又跳，早早就換上了新買來的草綠長筒雨鞋，背上他的那個天藍色書包，一個勁地催著要出門。
對於我們的離開，老公很是悶悶不樂，送我們上車的時候，甚至因為一件小事，就和列車員起了爭執。看著一個大男人與一個女人在公開場合這樣爭吵，實在有失體麵，我便推著他下車。目送他孑然離去的背影，我的心裏也很不是滋味。
這一切，皆因《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引起，那本書因為寫到了本省一些官員對不起農民的故事，引起了不小的風波。
朋友提醒我們，說我們犯了中國人的大忌：兔子不吃窩邊草。對不起農民的官員多了去了，我們應該去寫外省外市外縣的故事，這樣，大家都能相安無事。你們這麼寫，還想在此地混事嗎？
但是，作家就隻能寫自己熟悉的生活，報告文學又有別於小說，小說可以虛構，讓人無法對號入座，而我們的作品必須絕對真實，並且要真名真姓，實話實說，這就沒有別的辦法。結果，我們的住宅便遭到一個不明身份的黑衣男子的襲擊，他一天數次地將整塊的紅磚和碗口大的石塊砸到我們的院子裏，砸得驚天動地，嚇得小明渾身發抖，把頭埋在我的懷裏。
我們多次報警，卻被告之，此人是精神病人，“精神病人就是殺了人，也不承擔法律責任！”警察這樣說，他們也無能為力。別無選擇，為了兒子的安全，我們雖然猶豫再三，也隻有把小明送往南方的萍城，我的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