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夫》譯者附記(2 / 3)

創作的年代,我不知道;中國有一篇戈理基的《創作年表》,上麵大約也未必有罷。但從本文推想起來,當在二十世紀初頭,自然是社會主義信者了,而尼采色還很濃厚的時候。至於寓意之所在,則首尾兩段上,作者自己就說得很明白的。

這回是枝葉之談了——譯完這篇,覺得俄國人真無怪被人比之為“熊”,連著作家死了也還是笨鬼。倘如我們這裏的有些著作家那樣,自開書店,自印著作,自辦流行雜誌,自做流行雜誌販賣人,商人抱著著作家的太太,就是著作家抱著自己的太太,也就是資本家抱著“革命文學家”的太太,而又就是“革命文學家”抱著資本家的太太,即使“周圍都昏暗,在下雨。空中罩著沉重的雲”罷,戈理基的“惡魔”也無從玩這把戲,隻好死心塌地去苦熬他的“倦怠”罷了。

《鼻子》譯者附記

果戈理(Nikolai V.Gogol 1809—1852)幾乎可以說是俄國寫實派的開山祖師;他開手是描寫烏克蘭的怪談的,但逐漸移到人事,並且加進諷刺去。奇特的是雖是講著怪事情,用的卻還是寫實手法。從現在看來,格式是有些古老了,但還為現代人所愛讀,《鼻子》便是和《外套》一樣,也很有名的一篇。

他的巨著《死掉的農奴》,除中國外,較為文明的國度都有翻譯本,日本還有三種,現在又正在出他的全集。這一篇便是從日譯全集第四本《短篇集》裏重譯出來的,原譯者是八住利雄。但遇有可疑之處,卻參照,並且采用了Reiversal-Bibliothek裏的Wilhelm Lange的德譯本。

《饑饉》譯者附記

薩爾蒂珂夫(Michail Saltykov 1826—1889)是六十年代俄國改革期的所謂“傾向派作家”(Tendenzios)的一人,因為那作品富於社會批評的要素,主題又太與他本國的社會相密切,所以被紹介到外國的就很少。但我們看俄國文學的曆史底論著的時候,卻常常看見“錫且特林”(Si)的名字,這是他的筆名。

他初期的作品中。有名的是《外省故事》,專寫亞曆山大二世改革前的俄國社會的缺點;這《饑饉》,卻是後期作品《某市的曆史》之一,描寫的是改革以後的情狀,從日本新潮社《海外文學新選》第二十編八杉貞利譯的《請願人》裏重譯出來的,但作者的鋒利的筆尖,深刻的觀察,卻還可以窺見。後來波蘭作家顯克微支的《炭畫》,還頗與這一篇的命意有類似之處;十九世紀末他本國的阿爾誌跋綏夫的短篇,也有結構極其相近的東西,但其中的百姓,卻已經不是“古爾波夫”市民那樣的人物了。

《戀歌》譯者附記

羅馬尼亞的文學的發展,不過在本世紀的初頭,但不單是韻文,連散文也有大進步。本篇的作者索陀威奴(Mihail Sadoveanu)便是住在不加勒斯多(Bukharest)的寫散文的好手。他的作品,雖然常常有美麗迷人的描寫,但據懷幹特(G.Weigand)教授說,卻並非幻想的出產,到是取之於實際生活的。例如這一篇《戀歌》,題目雖然頗像有些羅曼的,但前世紀的羅馬尼亞的大森林的景色,地主和農奴的生活情形,卻實在寫得曆曆如繪。

可惜我不明白他的生平事跡;僅知道他生於巴斯凱尼(Pasi),曾在法爾諦舍尼和約希(Falitid Jassy)進過學校,是二十世紀初最好的作家。他的最成熟的作品中,有寫穆爾陶(Moldau)的鄉村生活的《古潑來枯的客棧》(CrILsma lui mos Precu,1905)有寫戰爭,兵丁和囚徒生活的《科波拉司喬治回憶記》(Amintirile caprarului Ghe-hita,1906)和《陣中故事》(Povestiri din razboiu,1905);也有長篇。但被別國譯出的,卻似乎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