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所以，提出“巴蜀學派”的問題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它具有更大的文化建設的價值。我以為，充分發揮巴蜀精神中獨特的價值，有利於消解以政治為中心的單一文化模式。近代中國文化的發展多是圍繞政治功能為中心展開的，一些政治中心城市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文化的核心區域，核心區域當然具有重要的“引領”作用，但與此同時，卻也對其他區域的文化發展形成了某種壓抑和限製。一個全麵的可持續性發展的民族文化應該是多種單元的聚合，是不同的文化共同作用、相互砥礪的結果，在西方成熟文明的發展中，我們看到的就是這樣。今天的美國文化不是華盛頓地區文化為核心的文化，英國文化也不是以倫敦為中心的文化，它們都是一個民族內部不同區域、不同形態的多元文化共生的結果。未來中國文化也應當是共生共榮的，而不再是一兩個中心的“獨樹一幟”。隻有不同區域的知識分子充分體驗了來自他“本土”的獨特生命感受，他的表達才是有生命力的。本土化即生命感受的真實化。
毛迅：也就是說，我們強調的本土化就是從本土開始走向更多本土之同的互相交流，而不是以另一種文化模式來取代原有的文化模式。就中國文化而言，並沒有一個高高在上的、抽象的、國家意義上的唯一本土性存在，隻有多種和諧共存的本土文化共同構成的中國文化形象。
李怡：因此，呼喚巴蜀學派不是為了巴蜀學派自身，而是為了整個中國文化建設。今天我們提出這一問題應該說是恰逢其時。
毛迅：經過多年來對於全球化以及文化多樣性（文化的複數而非單數）的不斷深入思考和研討，文化圈、學術界追求文化獨特性的本土意識正在覺醒，盡管20世紀80年代就有人論及相關問題（如新儒學），但當時對文化多元的思考遠沒有今天深入（談的多是抽象的國家本土，而非具體的地域本土），許多重要的問題還來不及思考，更不用說進入到多元文化實踐的層麵。比較而言，當下國內多元學術生態的生存條件已經基本形成。當然，巴蜀學派的內涵是需要界定的。
李怡：是的，倡導當代批評中的巴蜀學派當然不僅僅是一個空洞的口號，它首先意味著我們可以深入發掘一係列重要的地域人文資源，而這些資源在一般意義上的大中華視野中，常常處於被忽視、被淹沒的狀態。相反，獨特的巴蜀文化的視野則對發生在巴蜀區域的中國文化現象形成新的觀察角度。例如郭沫若、巴金的文化精神狀態，在大中華的文化視野中不可能完全呈現出來，一旦結合巴蜀文化，我們就可能有多重認識和把握，如郭沫若的狂放、巴金的真率等等。有一些文學現象不借助巴蜀視野則可能被完全忽略，如近代作家葉伯和的新詩創作幾乎與胡適同時，他曾經留學日本，回國後組織了四川第一個文學社團——草堂文學社，創辦了文學雜誌《草堂》，因為後來難以為繼，終於逐漸喪失了影響。如果將葉伯和及其文學社的命運放在巴蜀文化的意義上加以考察，那麼可謂是意味無窮：為什麼一個最早創作白話詩的人卻長期被人忽略？這裏難道不是“中心”文化形態對於其他區域的擠壓嗎？同樣，為什麼同樣的新文學雜誌，在四川地區的發展就如此艱難，這裏也存在一個必須由區域文化來加以檢討的東西。
毛迅：李劼人的邊緣化也是一種資源浪費。盡管學界在理論上也不否認李劼人的文化意義，但對他的專門性研究卻長期處於低迷狀態。是對象本身缺少研究價值，還是學界沒有找到發現對象價值的有效視角？在我看來，由於李劫人的小說書寫具有可能比巴金、郭沫若、沙汀、艾蕪等更多的本土性，因此，隻有對其進行地域文化闡釋，才會發現其存在的真正意義，“巴蜀學派”的倡導有助於我們對這一資源的有效利用。放大了說，對巴蜀文化遺產的發掘可以形成一種具有更大意義的資源，而這些資源又最終可以為整個中國文化所共享。
李怡：此外，我們對於“巴蜀學派”的呼喚也包含著對於巴蜀文化精神的一種激活或者說發掘。我們相信，巴蜀區域個性與文化精神中具有的若幹積極因素，對於當代中國的精神建設是有宿示意義的。例如巴蜀地區所表現出來的對現實生存的關懷，並不喜歡空談理論。巴蜀學派似乎也應該倡導一種對現實生存的深入把握。其實，傳統意義上的“蜀學”本來就具有這個特點，例如宋代蜀學就強調人性的自然，而與嚴格遵從儒學教條的洛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由此演繹出了學術史上著名的“洛蜀之爭”。
毛迅：在現實關懷的視野中去推進學術、推進文化有可能避免畫地為牢似的學術把玩和自我封存。這種視野偏重的是各種理論活動的“此在性”，不是單純從學科的立場來抽象地理解專業性的價值。巴蜀學派思考的問題希望是能夠最終關涉更多人的“此在”的問題，雖從專業的路徑切人，經過學理的思考，最後通向的是大家共同關心的“此在”。因此，我們不主張單純形而上的理論思辨遊戲，而是力圖站在一定的理論高度上來關注日常的生活以及這種生活的質地本身。
李怡：說到日常生活，過去人們常常以為成都人過度體閑，閑散無事，不思進取，這種判斷帶有明顯的否定色彩。作為重慶人，我也曾持這樣的看法。後來有機會到歐洲考察，發現歐洲人對生活的態度也是如此的“體閑”，他們並不像我們設想的那樣，整天為功名利祿而忙碌，為所謂神聖的學術理論活動而清心寡欲，他們是那樣陶醉於日常的生活之中，然而你又不能說歐洲的文化沒有創造力。這樣的人生態度值得我們加以仔細的檢點和思考。它啟發我重新回頭來觀察成都人的生活方式。
毛迅：元代費著在其《歲華紀麗譜》中說“成都遊賞之盛……而俗好娛樂”，非常準確地捕捉住了這座城市的城市個性特征之一，也捕捉住了巴蜀文化的性格之一。其實，巴蜀文化中的“遊賞”並不絕對指向好逸惡勞和遊手好閑。
李怡：川人恰好以勤勞吃苦著稱。成都民營企業家劉永好一次在回答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記者提問時解釋說，成都人成天泡茶館並不見得是好逸惡勞、不思進取，而是在相對放鬆的環境中獲取信息資源，交流思想，推進事業的發展。
毛迅：以今天的眼光看，“遊賞”裏麵包含了一種尊崇生命的樂觀姿態和積極的人生觀，體現出的正是一種人本主義的立場。從這一意義上來理解巴蜀文化存在的理由及合理性，無疑給處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人提供了另一種選擇的可能性和不一樣的生活態度。作為對辛勤勞作的一種平衡，“遊賞”精神一方麵提升了川人對日常生活的滿意度和幸福感，這種生存與勞作相協調的理念，使巴蜀文化具有了樂天、幽默的屬性。另一方麵，其知足常樂的心態也自動解構了貪得無厭的欲望原則，對社會無節製發展的思維定勢有一種警醒的作用。如果人類一味把發展設定為終極目標，必然導向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而“遊賞文化”是求取既有條件下的生存質量，以適度的資源支持相對閑適的生活，這就與當下歐洲的“green life”（綠色的簡約的生活）的理想不謀而合。顯然，傳統的巴蜀文化思維其意義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