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八年，北碚不但成為日寇轟炸期間陪都重慶安全的“後院”，而且，在陪都政治和抗日戰雲的曆史機緣之下，北碚文化圄以其高度密集的精英集聚而光華四射！其生成和繁榮也成為20世紀前期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為典型的文化個案。顯然它不同於抗戰時期另外的文化重鎮昆明（那是由一個遠離政治中心的高校在起作用）、桂林、香港等。一則鄉鎮與都市有別，北碚是真正泛著泥土氣息的鄉村；二則鄉鎮雖小，卻在陪都左近，可謂“鄉村裏的都市與都市裏的鄉村”；再者，它以“小陪都”之謂濃縮了從民間到官方的複雜而廣闊的社會生活內容，而抗戰時期大後方其他臨時文化圈雖處在都市之中，卻難比北碚社會的“立體感”，並且也受戰事影響深重，不如大後方“腹地”之北碚的相對安全與穩定。因此北碚文化圈呈現出臨時裏的穩定、流寓中的安定和人員的高度密集，在大後方乃至抗戰時期的中國都顯示出其獨特的精神氣質。
北碚文化圈層次複雜、包蘊豐富，但其社會曆史文化的構成至少包括如下內涵：
1.盧氏兄弟以北碚為中心在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實驗區所進行的大刀闊斧的現代社區運動，推行集團生活，注重社會秩序，強調工作效率，以人為本，注重訓練人的素質，發揮人的潛能。北碚獨特的社會公共空間和北碚人強烈的公民意識使之成為民國時期中國的一個極為典型的文化個案，它為中國鄉村現代化、乃至國家現代化的宏大命題提供了良好的實踐範本和理論啟示。盧氏事業自抗戰前興起，一直延續至民國的終結，既超越了抗戰的時代主題，又是對抗戰中國的社會發展和改造的一種極為務實的個體性探索。它以民間參與的方式，體現出可貴的公民意識和民族承擔的精神，這正是抗戰的中國維係存亡的最寶貴的精神內核，因此，盧氏事業是真正將“抗”與“建”有機結合起來，開創了“抗戰建國”新局麵的全新範式，而縱觀全國，其他鄉村建設實驗大多在日軍的炮火之下戛然而止，難以為繼。
2.晏陽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人在北碚歇馬場、金剛碑和北碚附近的合川縣草街子開展的鄉村建設運動和民眾教育活動等文化教育事業。三人此前分別在河北定縣、山東鄒平、江蘇曉莊等地試辦鄉村教育。他們一致選擇了走進民間，在占中國版圖絕大部分的鄉村，對占中國絕大多數的平民施教。抗戰烽火的驅趕和盧作孚以實業促教育的鄉村建設試驗模式的吸引使得他們與北碚結緣。他們雖然主要采取學校教育的方式，但把整個民間社會作為課堂，使得他們比“五四”文化啟蒙的呐喊、比30年代知識精英關於“大眾化”和“化大眾”的討論更為務實。他們是民國時期眾多“教育救國”的教育家之傑出代表，其工作既應和了抗日救亡的時代主題，又超越了民族抗戰，指向中國人“作新民”（晏陽初等創辦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宗旨之一）的人的現代性擅變和國家現代化的時代大任。抗戰時期的北碚以開敞的公共空間與相對自由的文化氛圍，有幸成為他們貫徹教育理想、實現濟世抱負的人生舞台。
3.北碚成為遷建區後，各機關團體和個人在此開展了多種多樣的文化活動，成就了抗戰時期北碚文化發展的第二次飛躍。盧作孚的文化奠基實現了北碚文化由中世紀式的蠻荒向現代嬗變的首次飛躍，來自各界的名流賢達在此頻繁的文化活動則給北碚抗戰生活注入了新鮮血液，“異域”與“本土”的碰撞實現了北碚文化急遣而紛繁的第二次飛躍。各高校和文化團體所出的抗戰壁報、所開的抗戰時事晚會、所演的抗戰話劇、所進行的抗戰民眾教育宣傳，以及在峽區所掀起的轟轟烈烈的誌願軍從軍運動、誌在保家衛國的滑翔運動等等，都使北碚抗戰文化呈現出精彩紛呈的麵貌，具有濃烈的戰時文化氣息。也正是這種鬱勃蒸騰的浩然正氣使中國人能八年如一日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支撐到最後的勝利。
由此可見，北碚文化圈的曆史文化構成中，首先抗戰文化是主體，主要由來北碚的機構與文人發起、主導，實驗區則以良好的設施與熱情的參與來推波助瀾並融入其中。這既與重慶作為戰時首都，北碚成為“陪都的陪都”的特殊地緣關係和政治文化氛圍有關，也與北碚響應全國一浪高過一浪的抗日禦侮民族鬥爭的大環境有關。北碚文化圈在民智開發、民眾啟蒙的基礎上，自然被超越於眾聲之上的抗戰樂章所牽引，譜寫出具有“北碚氣質”的壯闊的抗戰篇章。其次是現代啟蒙文化，主體是實驗區包括學校、圖書館、巡回書擔、博物館、報社、醫院、公園、體育場等等公共設施以及活躍其間的本土啟蒙者（主要由實驗區署文化工作人員組成）所構成的文化建設網絡，它以社會化教育的方式滲透到北碚從市街到村院的各個角落；而晏陽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人主要以學校教育的方式（他們分別在此創辦中國私立鄉村教育學院、育才學校、勉仁中學、勉仁文學院等）繼續著他們在北方中輟了的中國鄉村文化啟蒙的實驗；來碚者的現代文化啟蒙則多少因為他們的“中心文化”身份以及對北碚文化的“他者”式審視打了折扣，不過他們在北碚走馬燈式的活動以及近8年的漫長生活仍然極大地刺激著本土人士的神經，打破了他們慣常的人生視域和固有的文化持守狀態。抗戰文化和現代啟蒙文化構成了北碚文化的共生空間，其實這也是20世紀以降中國“救亡”與“啟蒙”的大時代主題的映現。第三，北碚本土前現代文化與來碚的“異域”文化各自的自生狀態。現代文化啟蒙以及異質文化之間的相互融會都是相對而言的，在北碚文化的“共語空間”裏無論“啟蒙”還是“救亡”都取得了諸多實績。但北碚的前現代文化依然在“抗戰”與“建設”的時代話語裂隙裏試圖以千百年來的慣性發展自己，煙、賭、宗法製度、巧取豪奪等仍然是北碚民眾生活裏一股不容小視的暗流。加之北碚地處西南一隅，儒家文化的稀薄益發顯出本_十傳統文化的蠻性，在峽區當局的現代事業推行中就有過地方頑固勢力與之爭奪“地盤”的為數不少、較量激烈的案例，從文學描述來看，少年路翎的筆下關於北碚鄉場社會的寫照也揭示出了北碚生活觸目驚心的野蠻之處，這種野蠻特征絕不因為現代生活的到來而突然消亡，曆史的磨道總是沉重、迂緩和漸進的。而北碚的異質文化因子在相互融會的同時也依然保持著各自的秉性，一方麵文化的聚合相對容易，融會則不是短時間可以奏效的；另一方麵，外來機構和人員仍然主要工作與生活在自己的現實係統和價值係統裏，與本土社會融為一體的大一統的“公社”並沒有形成，時代“共語”也隻是一種依賴於道德和良知層麵的鬆散聯係，而非行政隸屬關係之下的公務行為。也正因為這種鬆散的聯係，造就了北碚相對自由寬鬆、民主多元的文化氛圍，並在長達8年的時間裏共存共榮，長足發展，在戰火硝煙的崢嶸歲月裏寫就可感可佩的文化篇章。
三
文學的泛化與文化的窄化成為抗戰時期文學與文化的重要生態。文學文化化，其社會功能性日益顯著；文化文學化，整個社會文化在對“抗戰建國”的時代主題的體現方麵，其文飾性和審美性成為主要特色。
作為文化圈的北碚首先並不是以文人作家流寓而來的差異性感受見長的，“文學”在北碚顯得無處不在，而文化則因高度文學化而顯得相對單一。文學的泛化（文化化）與文化的窄化（文學化）是北碚文化圈在抗戰伊始最為顯著的文化生態。
在革命與戰爭的年代，文學與文化的這種相互牽製的膠合關係始終存在，在離政治文化中心不遠而有“小重慶”、“小陪都”之稱的北碚更不例外。抗戰教育、抗戰經濟、抗戰文學、抗戰衛生、抗戰體育……北碚的社會生活被悉數納入“抗戰建國”的國家戰時政策之內。“建”是長期目標，“抗”卻是燃眉之急，北碚文化圈的抗戰宣傳因此顯得既如火如荼，又文學氣質十足。從本土來看，實驗區在雙十、端午等節日都要舉行大型集會進行抗戰宣傳和現代文化教育，連本地發行的《嘉陵江日報》也被張貼到了田間地頭，僅就一則《救國象棋聲律啟蒙》即可見其宣傳教育的手段幾乎是無所不用其極：
將對帥，主對賓，邊馬對騎兵，出車對擺炮，注目對留心，為國事，把命拚，飛象對支車，誓當慰（衛）外侮，幸勿起內爭，東北淪亡堪疾首，西南擾攘惟錐心，欲展壯誌，孰知中道生挫折，願灑熱血，誓為祖國爭光榮。
實驗區良好的公共設施如中小學校、民眾夜校、公共圖書館、民眾會場、公共體育場、平民公園等既是現代文化啟蒙的場所，又是實施抗戰教育的課堂，它所營造的良好社會公共空間同時也為遷碚機構、旅碚團體的文化活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以演劇為例，劇團從本土的北碚民眾劇團、新劇團、遊藝學生隊，遷碚學校的複旦劇社、劇專劇社等，到旅碚的重慶文化界救亡聯合會移動演劇隊、怒潮劇社、中華劇藝社、中央青年劇社等，劇種從川劇、漢劇到西洋話劇，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抗戰熱潮。諸如重慶霧季公演期間上演的《屈原》、《天國春秋》、《家》、《北京人》、《結婚進行曲》等都曾在北碚粉墨登場。“據不完全統計，在整個抗戰期中，有16個大型劇團到北碚演出過，有的公演一次，有的多達五六次。共演出劇目近百個。”另有走馬燈似的演講，大中小學校的壁報、時事晚會和名目繁多的文藝社團活動，官方和民間的編輯出版機構的文化參與等等。由於抗戰宣傳的密集性、現場性、曉易性、動情性，使得1939年在北碚發起的“誌願從軍”運動中，先後有三批共470人自願從軍，在素以“抓壯丁”聞名的民國兵役史上寫下了傳奇性的一頁。看看由北碚社會各界組成的如火如荼的送軍場麵就可以嗅到北碚文化圈集體生活的大氣磅礴的“節日”氣氛：
歡送大會散勇會遊行市街後，在民眾體育場露天舉行公宴，席為一百五十桌。排列成陣，每人就席立食，開懷暢飲，為各出征將士道賀，預祝抗戰勝利，優待委員會委員楊兆齡登台為各出征將士舉杯致敬，藍紹侶先生，對出征將士具備而相約曰：“諸君在前線殺敵，如能每人盛得一瓶血，他日凱旋歸來，當與諸君痛飲倭奴血也。”繼由溫泉公園鄧少琴先生，舉酒而言曰：“諸君能割得倭奴之肉，他日得勝歸來，當與諸君分而食之。”各皆轟笑鼓掌。後由陶行知先生舉杯而歌曰：“一杯酒，各位誌願軍動手，二杯酒，日本鬼子出醜，三杯酒，中華民國天長地久！”後為複旦大學代表、天府公司代表舉杯敬酒，最後為盧子英區長舉酒而稀曰：“今日為各出征將士敬酒三杯，一杯酒，敬祝各位出去打大勝仗，二杯酒，敬祝各位打大大的勝仗，三杯酒，敬祝各位打個無大八大的勝仗！”全場轟笑，掌聲大作，出征將士亦推誌願軍發動人王德福代表轉敬各出席敬酒者，騰歡之狀，無以言表，而各抗戰將士家屬，對此種熱烈情況，有不願其子弟出征者，亦已釋然，談笑自若也。
由是可見，從本土的區署機關到泥腳泥手的四鄉民眾，再到外來的機關團體和名流賢達，社會各界已經在抗戰的炮火中緊緊抱成一團，共同譜寫著北碚抗戰文化的雄壯篇章。從《嘉陵江日報》可見，最初像國父誕辰、國慶、“七七”、“九一八”等有標誌性意義的日子被用於抗戰宣傳，後來端午、中秋、元旦、教師節、兒童節等傳統民眾節日，以及反映日寇暴行如“五三”、“五四”大轟炸等事件都悉數納入抗戰宣傳中來。北碚生活真正達到了抗戰日常化的地步。
一以貫之，文學文化化以及相應的文化文學化是北碚文化圈之文學的總體特征。一方麵，抗戰的長期性、艱巨性在北碚的各種活動中被文學化、審美化，人的理智活動被詩性的情緒張揚所取代，在抗戰的主題之下一切被聖化。從這個童義上說文化“狹窄”化了，確切地說是被文學化了，文學的詩性被廣泛地運用於北碚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不同於重慶官方主導的陪都“精神堡壘”示範作用的策略性、指令性以及過猶不及的擾民性，北碚文化圈各方力量共同參與的文化抗戰顯然更具有平等性、主動性、集體性的廣場文化氣質與民間特征，鑄就了真正意義上的文化“精神堡壘”。另一方麵，北碚的文學創製更多地充當了抗戰文化的馬前卒。老舍領導的中華全國文藝抗敵協會在武漢就提出“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此時北碚文協老舍、王向辰和通俗讀物編刊社諸君繼續著文藝大眾化的嚐試。北碚的大、中學校主要是以興辦副刊的形式加入文學抗戰的行列。複旦大學學生辦過多種副刊，出過文叢罾，兼善中學辦起了突兀文藝社，《嘉陵江日報》副刊上也有青年學生與本土報人合作的抗戰“金錢板詞”、“抗戰三字經”等宣傳文字。北碚的青年們（也包括老舍等被抗戰樂章“青年化”了的中年人，隻不過青年們常常是無畏地表達激情，中年人則更多地看到了受難和責任）率真地抒寫著對大時代的感受，單純而激烈的辭章背後是他們年輕生命的衝動，以及急於擁抱整個世界的愛的姿勢。這些青春撲麵的副刊文字真實地映射了他們對於大時代的現場感與參與感，不管是他們的創作出發點還是人們對其作品的解讀都指向了超越一切個人情愫的抗戰樂章的合奏，雖然他們的青春宣泄與愛的呐喊完成了對現實與戰爭的某種程度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