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關注現實、重視生存的巴蜀人文精神在李劼人身上還有另一突出表現，那就是他對女性的關注。女性向來是中國社會裏的弱勢群體，在以男權為中心的社會裏，女性飽受性別歧視，肉體和心靈上都遭受摧殘。在巴蜀地區，盡管封建宗族文化與道德文化的積澱都遠遠不及中原地區那麼深厚，但女性並沒有甩開舊道德和舊觀念的枷鎖過活。對於女性的這種艱難境遇，恐怕沒有一個作家會比李劼人更了解。李劼人出身於普通市民家庭，十五歲時，父親便猝然病逝。家中除了曾祖母、祖母和母親三代寡婦外，隻有他一個獨丁。他靠著祖母製售“刨砂保赤丸”和祖傳五百兩銀子的微薄利息長大成人。他從小飽嚐了人情冷暖和世態炎涼，同時也真切地感受了中國女性的偉大和辛酸。因此，早在留法期間，李劼人就表現出對有關女性的文學作品的特別偏愛，欽佩那些追求人格獨立、男女平等、個性自由的女性。他先後翻譯了福樓拜《馬丹波娃利》（即《包法利夫人》）與《薩朗波》、龔果兒《女郎愛裏莎》、蒲勒浮斯特《婦人書簡》與《和解》、馬爾格利特《離婚之後》等多部描寫女性的文學作品，並為它們寫序。有感於中西女性的巨大反差，他開始以現代的眼光來審視川西壩子的女性。四川女性以性格火辣、潑辣而聞名。她們天不怕，地不怕，敢作敢為，視傳統道德規範如無物。在某種程度上，她們與追求民主自由的新女性有共通之處，這也吸引了作家的目光。李劼人塑造了眾多的川妹子形象：蔡大嫂、黃瀾生太太、伍大嫂、郝香芸、郝香荃、龍幺姑……在新文學的女性畫廊裏，她們個性鮮明而獨特，形象地體現了李劼人對女性命運的理性思考，從中我們可以初步把握其女性意識與觀念。
首先，李劼人高度肯定女性的價值，讚揚女性的才幹。他眼中的四川女性堅強、剛毅、大膽、能幹。她們不但生兒育女，操持家務，是家庭的頂梁柱，而且有見識，敢想敢做。且不提驚世駭俗的蔡大嫂和旋轉乾坤的黃瀾生太太，就是那些次要的小角色，李劼人也著意表現其精明能幹的一而。《暴風雨前》中的伍大嫂十分能幹。盡管她的脾氣不小，對不爭氣的丈夫又打叉罵，還跟婆婆大吵大鬧，但她不僅憑自己一雙手解決了家中的大小事務，還靠著高超的刺繡手藝養活了婆婆和丈夫。《死水微瀾》中的鍾幺嫂是一個典型的潑婦。她蠻不講理，顧天成的妻子被她活生生地氣死了。事後，她幫助顧天成料理喪事，事事都打理得井井有條。出身官紳家庭的郝氏姐妹也不遜色。郝香芸慫恿郝叉三衝出了家門，報考新式學堂。她崇拜革命誌士尤鐵民，不顧危險，擔負起照顧尤鐵民的職責。郝香莖講革命，講平等，把丫環轉成正班學生。盡管李劼人本人是男性，但他卻並不懼怕暴露男性的懦弱、無能、保守，對於這些弱點的批判常常不經意地從他筆端流露出來。最典型的就是圍繞在黃太太身邊的一大群男人：黃瀾生、吳鳳梧、孫雅堂、楚子材。他們個個畏首畏尾，膽小怕事，做起事來瞻前顧後，絲毫沒有一點“亂世英雄”的豪邁氣概。
實際上，女性的價值一直得不到公平的承認，有的時候就連女性自己都漠視自身的價值，因為她們被“女子無才即是德”的封建倫理觀蒙蔽了雙眼。所以，李劼人主張女性應該要擺脫舊道德、舊觀念的束縛。他十分推崇法國作家威克妥·馬格利特的一句名言：
革命是什麼，——隻是政治或社會的改造麼？——我認為還有點兒：“對人不公正之力量所霸占去的一種精神力的反動。女人，若幹世紀以來的囚徒，而又習於思耐，習於黑暗的奴隸，其行於驟然光明而又自由之門口也，不亦宜戰？”威克妥·馬格利特認為婦女解放是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的重要內容，進行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要將婦女解放也納入其中。顯然，李劼人對此也是認同的。延續了數千年之久的封建文化傳統，形成了一套上下尊卑、長幼有序的道德倫理秩序。女性作為一個群體，長期以來，一直處於屈從地位，十分卑微低下。她們蒙受的苦難和壓抑是最為深重的。在男權文化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中，她們恪守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信條。這導致了女性在自我意識中形成了一種自覺遵守男權文化所要求的自我審查機製，最後導致了女性對自我的壓抑乃至扼殺，特別在性的問題上。婦女必須品性端莊，不能經常拋頭露麵，若有婚外性行為更是大逆不道，為他人所不齒。在《棒的故事》中，我們看到了悲劇的發生。因為懷疑媳婦偷情，婆婆及其幫凶就活生生地把媳婦給打死了。李劼人對此表示出極大的關注和深切的憐憫。他認為傳統的舊道德和舊觀念是束縛中國女性的桎梏，女性應該大膽地追求自己的幸福。這種價值觀念是與傳統相悖離的。他借黃太太的口說出了驚世駭俗之語：“為什麼男子隨便耍了好多女子的都叫風流才子，女的一偷了男的就叫不貞，叫淫婦？我就這點不輸氣，我偏不肯當一個男子的貞潔婦人！”因此，李左人就認為，在中國新文學史上，“追求個性解放的新女性‘也並非’從田亞梅開始‘而是從辛亥革命’大波中湧現的黃太太開始”。她“填補了‘五四’以前婦女個性解放運動初期典型藝術形象的空白”。不獨是黃太太一人，李劼人賦予了其筆下的女性，不論是富家太太和小姐，還是包括妓女在內的下層婦女，自由支配自身的最大權力。蔡大嫂、伍大嫂、郝香芸、郝香荃……身上都洋溢著或朦朧或明確的獨立自主意識。他同情那些生活在封建禮教束縛之下的女性。在《棒的故事》最後，他就讓狠心的婆婆落得了個眾叛親離的下場。
有破有立，李劼人在自己的文學世界裏，構建了一個全新的女性審美理想——“蔡大嫂”。不論是在中國傳統文學中，還是在蓬勃發展的新文學裏，蔡大嫂的獨特存在都是絕無僅有的。在主要用於滿足男性的需求與欲望的傳統文學當中，女性形象反映和體現的是男性的意誌。“賢妻良母”型文學女性是傳統文學中的理想模式。在這種模式中，一般都表現的是，女性一輩子默默無聞地生活，為家庭操勞，直到老死，其生活隻有一個目的：孝敬公婆、伺候丈夫、養育兒女。與此同時，作家還要大力頌揚她們這種溫柔敦厚、勤勞儉樸、犧牲奉獻、逆來順受的品格。這種模式既寄予了作家自己的審美理想和願望，同時也契台了傳統道德對女性的要求和規範。然而，李劼人粉碎了“賢妻良母”的傳統審美模式，建構了一個全新的女性審美理想——“蔡大嫂”。這個女人的身份發生了多次變化：鄧幺姑——蔡大嫂——羅歪嘴的情婦——顧三奶奶。如果用中國傳統文學的評判尺度來衡量，“蔡大嫂”便是一個不知廉恥的蕩婦、淫婦。正如作品中人們評價的那樣，她“品行太差”了。但在李劼人看來，“她不但模樣不討厭，人叉活動，性情也好。說起話來，那聲音又清亮又秀氣，尤其在笑的時節，響得真好聽”，是“天回鎮的蓋麵菜”，最多也不過是一個“不安分的怪婆娘”。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蔡大嫂”都是作者欣賞和極盡讚美的對象。“蔡大嫂”的出現顛覆了傳統文學對於理想女性形象的厘定，同樣也令最時髦的現代女性黯然失色。
為了“一下子置身到成都的大戶人家”，“蔡大嫂”願意嫁給五十多歲的陸親翁做姨太太。因為失望於平庸木訥的丈夫，她主動地向羅歪嘴表達愛慕之情。羅歪嘴因官府追捕出逃後，蔡大嫂審時度勢，以活人妻的身份改嫁給顧天成。最後，她不但救出了蔡傻子，與羅歪嘴的關係得以繼續維持，而且自己的生活也有了保障。我們再來看看現代文學作品中，那些接受了人道主義、個性解放、男女平等等先進的思想觀念的時代女性們。盡管她們自主地爭取自由戀愛，大膽地反抗封建包辦婚姻，追求個性獨立，但她們一旦衝出家庭這個“狹的籠”，也就喪失了自我生存的能力。她們內心充滿了對民主自由的美好憧憬，卻仍舊把改變生活的希望寄托於男性，最終隻能落得失望、苦悶直至抑鬱而死的悲劇結局。到最後，《傷逝》中的子君不得不回到封建家庭中去；在種種無法解脫的矛盾中，《日出》中的陳白露以自殺的極端方式結束了年輕的生命；《子夜》中的林佩瑤始終隻能在內心幻想浪漫的愛情。這些新女性是可悲的，她們明確地意識到了“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幹涉我的權利”，但卻沒有能力來擺脫這種宿命。“蔡大嫂”不同子與這些時代女性，她的身上沒有那麼多的彷徨、猶豫和苦悶。李劼人極力強調的是她掌握自己人生命運的強烈的自我意識及川妹子敢想敢做的火辣辣的個性。這正是那些時代女性所缺失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李劼人企圖打破中國文學女性審美理想的大膽嚐試，也是其為探討中國女性主體意識所做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