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天緯
王國維曾把詩人分為“客觀之詩人”與“主觀之詩人”（《人間詞話》），按照這種區分，李白屬於後一類，他的詩基本上是以自我為表現對象的主觀抒情詩。我們談論怎樣讀李白詩，實際上指怎樣讀李白的抒情詩。
李白的抒情詩最好讀。比如《靜夜思》，婦孺皆知。至今仍是年輕母親對剛會說話的小兒進行啟蒙教育時首選的“語言文學”教材。如《望廬山瀑布》《早發白帝城》《贈汪倫》《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等，人們不一定記得住這些詩題，但隻要提起第一句，大概小學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流暢地背出來，理解詩意也絕無困難。
李白的抒情詩又最難讀。一首《蜀道難》，“奇之又奇”（唐殷璠語，見《河嶽英靈集》），當時就受到賀知章的激賞，曆經千餘年，解讀至今，它的主題仍是唐詩研究者探討的話題。《蜀道難》是用傳統樂府舊題寫成的七言古詩。李白還有不少名篇，是用當時新興的歌行體寫作的七言古詩。這些七古構成了李白抒情詩的核心內容，也正是我們要解讀的重點。
解讀李白的抒情詩，以方法論言，其大端有四：
一要知人論世。這是讀詩的傳統方法，也是非常科學的方法。知人論世，就是要弄清楚詩人生平的主要經曆，並且把他的詩歌創作與生活經曆聯係起來，說明一首詩是詩人在怎樣的生活遭際背景下創作出來的，又反映了詩人當時什麼樣的特殊感情。研究詩人生平經曆，屬於考證性質的工作，所依據不外兩個方麵：一是正史中的本人傳記及其他史籍、筆記、詩文中有關他的記載；二是他的詩文中關於自己生活經曆的寫實性內容。通常情況是，史籍關於詩人生平的記載往往很簡約，詩人生平事跡主要靠自己的詩文來展示。李白作為“主觀之詩人”，詩中較少寫實性記述，這就給我們的知人論世帶來了很大困難，也造成解讀李白詩歌的諸多失誤。1962年，稗山先生發表《李白兩入長安辨》一文，提出李白於開元年間還有一次長安之行的新說。這一說法於70年代得到郭沫若的讚同與發揮。進入80年代以來，研究者們就此展開進一步探索，確認了李白約於開元十八年“一入長安”，欲以幹謁求仕進，而以失敗告終的基本事實，並把《行路難》等名篇定為“一入長安”失意後所作，從而使這些詩的內容得到了正確闡釋。“兩入長安”說的確立，是當今李白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也是知人論世的成功範例。
二要把握詩人感情活動的特征及變化軌跡。仍以“兩入長安”言之。李白“兩入長安”雖然都以從政理想的破滅而告結束，但“兩入”的情況大不相同。“二入”是玄宗皇帝征召，李白在宮廷受到非常的恩寵，他一時躊躇滿誌，以為功業理想就要實現。孰料遭到權貴的讒忌，因而被玄宗日漸疏遠。更加上酷愛自由的他受不了宮廷生活的拘束，所以，當功業理想破滅之後，他作出了上疏請還的選擇。“二入長安”帶來了抒情詩創作的第二個高潮，《夢遊天姥吟留別》（按，詩題應為《夢遊天姥吟留別東魯諸公》，茲不詳說）就是此期抒情詩的代表作。將“一入”與“二入”兩個時期詩作的感情相比較，可以明顯看出它們各自不同的特征及期間的變化軌跡：“一入”諸詩，充滿著不平與憤怒；“二入”過後，李白經曆了無比的榮寵，也經曆了巨大的幻滅，他看透了仕途人生，清醒了，不抱希望了，因而遠離了憤怒，顯示出空前的曠達與超脫。“一入長安”，李白雖然沒有達到仕進的目的，但因為他尚未走近朝廷，因而對皇帝仍抱有幻想，對前途並未失去信心，所以詩中總是呈現失望與希望交織、痛苦中又能自我解脫的複雜感情，而且詩末往往拖一條光明的尾巴。“二入長安”過後，李白一時間對從政失去興趣，出世思想占了上風。從根本上說，李白終生都沒有放棄他的從政理想，但自“二入長安”後，每當在現實中遭遇重大挫折，出世思想就會抬頭。這是詩人進行自我精神療救的一種方法，也反映為其詩歌思想感情變化的一種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