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愛國”的名字在越南各地開始小有名氣
1890年5月19日，胡誌明出生在越南中部義安省榮市南壇縣黃稠村，取乳名阮生宮。胡誌明的父親阮生輝科舉考中副榜，以教書維生，擔任過官職，後遷至越南南部當中醫師，是個愛國的漢學家。成長於這樣的家庭，胡誌明自小熟讀漢文經典，尤其喜歡《三國》和《西遊記》，他的漢語官話說得極好，僅略帶廣東口音，亦會流利粵語。
胡誌明15歲在順化國立學校讀書時，已經參加了秘密的反法活動，為一些愛國誌士做聯絡工作。1911年初，他輟學到私立學校當老師，1912年，22歲的胡誌明化名阮波，登上法國商輪，他決心暫時離開自己深愛的祖國，到外麵的世界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在汽笛的長鳴聲中，這位年輕的海員航向碧藍而廣闊的大海。此後，他遊曆歐洲、非洲、美洲的許多國家——甚至還在紐約的布魯克林區住了一年。
1918年，胡誌明留居巴黎，化名阮愛國，住在第17區貢巴昂巷的一棟房子裏。胡誌明生活困頓，靠在照相館修飾照片維持生計，他曾在報紙上刊登過三行字的小廣告：“誰想要擁有家人的生動照片請找阮愛國，每張45法郎。”
1919年初，凡爾賽會議召開時，胡誌明以全越南愛國者的名義，向各國代表團遞交了一份備忘錄，提出了各民族權利的八項要求，要求法國政府承認越南人的自由、民主、平等 和自決權，引起了相當大的轟動。但直到6個月的談判結束，他一直被拒之門外，急於重新瓜分世界的西方列強根本無暇顧及越南人的自決意願。
在凡爾賽碰壁之後，失望的胡誌明認識到要贏得真正的獨立和自由，被壓迫民族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自我解放。他省吃儉用，把請願書印成傳單，四處分發，並郵往越南。從此，“阮愛國”的名字在越南各地開始小有名氣，這個不到30歲的瘦削年輕人注定要為自己的祖國“隻有我可以叫鄧穎超為‘小超’”
此時，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維埃俄國剛剛建立，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蘇俄領導人號召在全世界開展包括推翻亞洲、非洲殖民政權的革命，胡誌明很快意識到，解救越南人民脫離被奴役苦海的唯一出路是共產主義。1920年，胡誌明成為法國共產黨的首批黨員之一。這年年底，毛澤東參加籌備成立俄羅斯研究會，並在給友人的信中表明，自己接受馬克思主義，要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
胡誌明與許多中國領導人早在法國從事愛國活動的時候就認識了，從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他們都在革命的紐帶下，在共同探尋救國救民、探討建國的過程中互幫互助、共同奮鬥，產生了樸實、深厚而真摯的感情。中國領導人及中國人民理解和支持胡誌明的革命事業，這種理解和支持一直貫穿於胡誌明在中國進行革命活動的整個過程。
那時正值中國轟轟烈烈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高潮之時，經過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和反帝愛國鬥爭影響的中國青年，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知識和真理，大批赴法國留學。胡誌明與中國留法勤工儉學的革命青年來往密切，趙世炎、陳延年、陳喬年、王若飛、肖三等人都是在他的介紹下成為法國共產黨黨員的。在共產國際的安排下，胡誌明進入專門培養幹部的政治學校，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在那裏結識了中共黨員張太雷，兩人交往頗深，與胡誌明關係最密切的是周恩來。周恩來作為華法教育會組織的第15屆赴法勤工儉學生，於1920年12月中旬輾轉來到巴黎。次年春，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8個發起組織之一的巴黎共產黨早期組織，並很快成長為中共旅歐黨團組織的負責人。同年，法國共產黨成立了一個組織——“各殖民地民族聯合會”，以便於各殖民地國家進步人士和革命青年相互聯係。在聯合會開展活動時，周恩來以其出類拔萃的才能、氣度和品格，逐漸引起了胡誌明的注意，他主動約周恩來見麵。那天，周恩來按照約定急匆匆地趕到地鐵入口處，首次見到了比自己年長8歲的胡誌明。這次會麵奠定了他們近半個世紀兄弟般的友誼。
從此，周恩來與胡誌明經常漫步塞納河畔，無所不談，話題涉及理想、抱負、追求、生活、法國、中國、越南、世界以及各種主義。作為一位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胡誌明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理解和信仰，啟發和影響著周恩來。胡誌明跟周恩來的關係是不一般的，他曾說：“隻有我可以叫鄧穎超為‘小超’。”在法國的時候，鄧穎超還給胡誌明打過毛衣。
1956年11月，周恩來到越南去訪問，宴會上胡誌明脫稿說：“周恩來是我的兄弟，我們曾經一起同甘共苦，一起從事革命工作，他是我30多年來的親密戰友。”胡誌明說完以後，周恩來也站起來即興說道：“方才胡誌明主席說他30多年前就認識了我，34年前我在巴黎就認識了胡誌明主席，當時他已經是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我才剛剛加入共產黨，胡誌明主席是我的引路人，是我的老大哥。”
中共元老親自為越南青年授課
1924年底，作為共產國際東方部常務委員的胡誌明來到廣州開展革命活動，公開身份是“一麵為國民革命政府的蘇聯顧問鮑羅廷當翻譯，一麵在國民黨中央辦的英文刊物《廣東周報》負責編宣傳欄”。
胡誌明回憶，他“到廣州後幸運地遇到在法國時結識的周恩來、李富春、蔡暢及其他許多同誌。當時毛澤東正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工作，劉少奇負責工運，彭湃負責農運”。胡誌明很快就找到周恩來的寓所。兄弟重逢，分外高興。胡誌明抵達廣州之際，正是中國革命熱火朝天時。他一麵積極參加中國的大革命，一麵通過多種渠道，精心地領導越南人民的反帝鬥爭。
胡誌明創立了越南革命青年同誌會（即越南革命青年黨），並參與創建遠東被壓迫民族聯合會，同時在廣州舉辦越南青年政治訓練班，為自己的祖國培養、輸送幹部。從1925年下半年到1927年春，胡誌明舉辦了三期越南青年特別政治訓練班，親自授課。黃文歡、範文同和武元博（又稱鴻秀）應胡誌明號召，來到廣州，一起參加越南革命青年訓練班學習，成為早期的越南共產黨人之一。
中國同誌為胡誌明的培養計劃給予大力支持和幫助。胡誌明邀請周恩來、劉少奇、張太雷、陳延年、李富春、彭湃等人到特別政治訓練班講課，他還組織越南青年到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聽毛澤東講農民革命等問題。越南青年特別政治訓練班培訓了阮良朋、範文同、黃文歡、黎孟禎等幾十名幹部。學員畢業後，大部分被秘密派回越南，“在從北至南的工廠、農村、學校中積極進行秘密活動”，小部分留在中國工作。
當時周恩來是中共廣東區委常委，兼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胡誌明利用這個條件，挑選了一些優秀青年到黃埔軍校進修，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學軍事、學政治。黎鴻峰、黎廣達、武鴻英、張雲嶺就分別是黃埔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學員。這些青年後來為越南人民的革命鬥爭和越南獨立作出了突出貢獻。
1925年8月，鄧穎超來到廣州，與周恩來結為伉儷。胡誌明得知後，以老大哥的身份趕去祝賀。此後，胡誌明經常到周恩來家做客，每次相聚，都充滿了家人的歡樂。對遠離祖國的胡誌明，鄧穎超給予了細心的照顧。
胡誌明在延安住的地方正是後來毛澤東的住所
1926年底，周恩來告別胡誌明，秘密前往上海，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兼中央軍委委員等職。這一別就是10餘年。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中國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胡誌明也被迫離開中國，曾在廣州受訓或工作的部分越南同誌則參加了廣州起義、秋收起義與井岡山鬥爭。1930年2月，胡誌明在香港領導創建了越南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是在上海法租界成立的。越南共產黨成立那天，代表們化裝成到侯王廟上香的信眾，在海邊的礁石上討論通過了建黨的政治綱領。從此兩黨開始了親如一家、共同革命的曆程。
1938年底，胡誌明自莫斯科重返中國，經西安抵達陝北延安，他此行的目的是在中國共產黨幫助下，以中國為根據地向越南國內開展革命工作。在延安，他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客人，受到熱烈歡迎，王稼祥等領導熱情接待了這位不遠萬裏到來的越南領導人，並把他安排在棗園，親如兄弟。據越南胡誌明博物館的資料記載，胡誌明在延安居住的地方正是後來毛澤東在棗園居住的地方，即棗園毛澤東舊居。胡誌明和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人並肩戰鬥，共同生活，延河岸邊留下了這位慈祥“老頭兒”的身影。
胡誌明急於到靠近越南的華南地區，於是隨林彪等人抵達西安，獲悉廣東已被日軍占領，於是轉赴重慶。當時，作為中共代表團團長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的周恩來正在重慶。他們又一次相逢，十分親熱。胡誌明雖然比周恩來年長八歲，卻稱周恩來為“恩哥”，以示尊敬。周恩來也多次抽時間與胡誌明長談，向他介紹有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情況，胡誌明很感興趣。
外國共產黨在國統區是不受歡迎的，胡誌明沒有合法證件，極易被捕。為了保證他的安全，周恩來親自過問，除了頻繁給他換名字、報臨時戶口外，還讓他不停變換住所。一般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隻曉得有這麼一個“廣東老頭”，隨身帶著一台外文打字機，不時打印些文章寄出去。
重慶是國民黨的陪都，有憲兵、警察，還有軍統特務，黑色觸角無處不在。在中共南方局和進步群眾的掩護下，越共頭號人物胡誌明安然無恙，在山城隱蔽了很長時間。
隨後，他隨葉劍英從重慶南下，到達桂林，在八路軍桂林辦事處（下簡稱“八辦”）工作。胡誌明的真實身份隻有周恩來、葉劍英、李克農等人知道。他把自己當作八路軍中的一員，進行了大量的抗日活動，積累了組織及軍事工作經驗。
“努力幫助中國人，中國越南如唇齒。須知唇亡則齒寒，救中國是救自己”
在桂林，胡誌明化名胡光，公開身份是桂林八辦救亡室衛生委員兼牆報委員，軍銜為二等兵。他一麵參加八路軍工作，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一麵同越南國內聯絡，指導越南的革命鬥爭。中國同誌對他此項工作給予許多幫助。當時的中國正遭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越南也處於日本法西斯統治的苦難深淵。對於這樣一種相似的境地，胡誌明深刻地認識到中越兩國革命鬥爭的密切關聯性，即中國的抗日戰爭對於越南人民所要進行的鬥爭具有非比尋常的重要意義。他在國際媒體上表達了越南對於中國抗日戰爭革命事業的支持的堅定立場。不僅如此，他還認為，中越民族命運相同又山水相連，兩國的無產階級更應該團結起來，做革命中的無產階級同誌。正如1940年12月他在中國《救亡日報》上發表的《安南歌謠與中國抗戰》一文中這樣寫道：
日本東方法西斯，野蠻凶暴又殘酷。
發動了侵華戰爭，中國人民被荼毒。
人被殺了家被焚，滿地血紅滿山骨。
飛機炸彈無可免，饑寒疾病難生活。
他們艱苦地鬥爭，保衛民主與和平。
他們需要援助者，他們需要有同情。
日鬼向世界進攻，他是人類之公敵。
越南兄弟姐妹啊，快快起來助中國。
努力幫助中國人，中國越南如唇齒。
須知唇亡則齒寒，救中國是救自己。
關於這個觀點，在胡誌明於《救亡日報》上發表的另一篇文章《越南人民與中國報紙》也有所體現，他在這篇文章中寫道：“越南解放運動是中國抗日戰爭的同盟軍，在精神和物質上，我們應予以他們鼓勵和幫助。”“同盟軍”一詞已經明確地表達了胡誌明對於中越兩國在抗日戰爭立場的一致性，表明了他對中國抗日戰爭不僅僅隻是認同與支持，還認為中國抗日戰爭是與越南的解放運動休戚相關的大事。
在桂林八辦和國民黨民主派李濟深的支持幫助下，胡誌明在桂林組織成立了“越南獨立同盟辦事處”和“中越文化工作同誌會”，借以推動越南的民族解放運動和促進中越兩國人民的相互支援。
1939年1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湖南衡山舉辦西南遊擊幹部訓練班，湯恩伯、葉劍英分別任遊擊幹部訓練班教育長、副教育長。胡誌明隨葉劍英到衡陽，作為中國共產黨派出的工作人員，參加了第二期訓練班的工作。當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訓部編印的《西南遊擊幹部訓練班第二期同學通訊錄》載有胡誌明填報的公開身份——姓名：胡光；職務：新聞台少校台員；年齡：38歲；籍貫：廣東；單位：第十八集團軍；在何學校畢業：嶺南大學；曾幹何工作：中學教員、外國語學校校長。
胡誌明對這一段戰鬥生活印象深刻。有一次，他在河內會見出席國際會議的中國代表團負責人時，談起一段鮮為人知的趣聞：“‘訓練班’時，湯恩伯要給我們發薪金，黨指示我們不要他們的錢。國民黨要我們填表，當時我是‘二等兵’，又是支部書記，不知道怎麼填才妥當，葉劍英就告訴我們應該如何填寫。八路軍沒有軍銜，葉劍英封我為‘少校’，黨支部也決定我在表上填‘少校’。蔣介石發了委任我任少校的‘委任狀’，上麵蓋了大印，還有蔣介石的簽名。”“後來我到了廣西，當時國民黨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在那裏，對中越邊境警戒很嚴，但檢查人員看到我的‘委任狀’時，還向我行禮致敬哩！”
在桂林和在衡山期間，葉劍英與胡誌明過從甚密，結下了深厚的友情。1960年，胡誌明以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身份來北京訪問時，同毛澤東、周恩來說：“我們今年國慶，想請葉劍英同誌全家去。他是我的上司。”毛澤東說：“誌明同誌，您今天還講這個話，您已經做越南的領袖了。好，就讓他們全家去吧！”
周恩來動用一切力量營救胡誌明
胡誌明在中國所停留的時間相當長，據統計，胡誌明在越南取得獨立之前在中國進行革命活動的時間加起來達12年。他多次遇險，最危險的一次，在中國同誌的多方營救下才轉危為安。
1942年8月下旬，胡誌明來到中國。他這次來的目的是去重慶會見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交換對時局的看法。臨行之前，胡誌明為自己印製了名片，名片中間寫著“胡誌明”三個字，兩邊分別寫著“新聞記者”和“越南華僑”等字樣。胡誌明這個名字，就是從這時開始使用，直到逝世。
胡誌明與帶路的中國農民楊濤走到德保縣時遭國民黨軍警盤查，胡誌明從口袋裏拿出一張證明，上麵寫有：茲特派胡誌明晉謁中國政府，沿途給予協助，不得留難。落款是：國際反侵略協會越南分會。警察見他是有身份的人，卻沒多少錢，懷疑是共產黨的大官。為了立功，立即把胡誌明押往廣西省最高軍事機關——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審查。沿途押解經田東、南寧、柳州等地，曆時三個多月，於12月10日到達桂林。
胡誌明被捕後，越共中央十分焦急，數次向國民黨政府發電報查詢，後又通過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發消息造輿論，千方百計向中國當局施加壓力，要求釋放胡誌明，但國民黨政府均置之不理。在此情況下，越共求助於中共。延安立即打電報給在重慶的周恩來，請他想辦法營救。接到延安的指示，周恩來雖正值大病初愈，父親又剛剛去世，仍親自往見蔣介石，當麵進行交涉。同時又委托愛國將領馮玉祥去遊說桂係頭麵人物李宗仁，敦促廣西方麵查找胡誌明的下落。周恩來動情地對馮玉祥說：“胡誌明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倘有不測，何以再談人間道義。”
馮玉祥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到，胡誌明一案是蔣介石親自過問的，沒有蔣介石點頭，誰也作不了主。同國民黨邀請的蘇聯顧問團商量後，他決定利用李宗仁與蔣介石的矛盾，迫使蔣介石釋放胡誌明。
與此同時，在柳州的越僑組織“越南革命同盟會”（簡稱越革）內部派係鬥爭激烈，組織處於癱瘓狀態。國民政府第四戰區政治部中的一些有識之士，基於對胡誌明其人的了解，也建議第四戰區長官司令張發奎釋放胡誌明，讓他參加“越南革命同盟會”的活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蔣介石終於命令第四戰區釋放胡誌明。
當時通訊手段落後，地方監獄管理混亂，查找使用化名的胡誌明頗費周折。在一年零八個月的監禁中，胡誌明和楊濤先後在廣西靖西、南寧、柳州、桂林等地18所監獄裏關押過。越共中央曾派幹部深入靖西縣城打聽，恰巧楊濤已病死於柳州監獄，靖西縣監獄看守誤傳死者是胡誌明，令越共方麵悲痛萬分。
在中共及桂係的共同努力下，胡誌明於1943年夏在柳州獲得自由，他並未立刻回國，仍在兩廣地區療養和考察。因他既無人陪同，也沒有電台發報，所以越共中央仍不知他健在的消息。
直到1944年7月，與越共領導人黃文歡有私交的中越邊境某指揮所主任陳寶倉，從廣西為胡誌明寄出一封親筆信，越方才得知敬愛的胡伯伯在中國。那封信是用漢字寫在一份《廣西日報》邊沿的空白處，前麵是一首七絕：“雲擁重山山擁雲，江心如鏡淨無塵，徘徊獨步西峰嶺，遙望南天憶故人。”後麵是附言：“請同誌們放心，我在這裏很平安。胡誌明，1944年5月。”
1944年9月，胡誌明率領18名越共幹部離開柳州，順利回到北越根據地，越南革命從此進入一個新階段。
越南的“延安”
1941年2月的一個黃昏，春節的鞭炮聲尚未停息，在中國廣西靖西縣孟麻村邊境的山間小道上，有幾個神色警覺的人護送著一位留長須、身材瘦削的中年人向越南一側疾步進發，這位中年人就是胡誌明。當他們越過山頭的界碑，雙腳踏上越南國土時，一個年輕的衛士悄聲對胡誌明說：“看，山下麵就是咱們越南的北坡。”
這是胡誌明闊別祖國30年後第一次回到故土。昔日少年已變得兩鬢斑白，祖國仍處在水深火熱中。1940年9月22日，日本派兵攻打越南諒山，僅激戰1個小時，1萬多名武裝精良的法國殖民軍便乖乖繳械，總督戴古慌忙向日軍投降，接受日本對印度支那的控製。從此，越南人民遭受法日帝國主義的雙重統治。
在自己熟悉的土地行走，胡誌明不由陷入了沉思。當日軍侵入諒山時，北山民眾在越共地方黨組織的領導下揭竿而起，奪取逃跑法軍的武器，舉行武裝起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後的兩個多月裏，越南南部的高嶺、嘉定、永隆、薄素等地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紛紛起義，並在一些鄉和郡成立革命政權。1941年1月13日，越南南部爆發了士兵起義，然而這些起義都沒有統一的強有力的組織，遭到日法帝國主義聯手的殘酷鎮壓。武裝抗日驅法、建立革命政權，已經是迫在眉睫的任務了。
於是，胡誌明決定選擇在北坡建立印支共產黨中央的秘密指揮機關，越南革命的第一個根據地由此誕生了！
胡誌明親自在這裏培訓幹部，發展組織，建立革命根據地，開展遊擊戰爭，還抽空摘要翻譯了《聯共（布）黨史》，出版《越南獨立報》（簡稱《越立報》）。而他在中國的戰友們——黃文歡、範文同、武元甲等人——則繼續留在廣西靖西，鞏固和發展越南革命的海外基地。
在條件艱苦的北坡，胡誌明的住處是一個僅僅能躲風避雨的山洞。洞內放有一張用石塊支撐的木板床，床的四周圍著一條大鐵鏈。木床上方的石頭上，胡誌明用木炭寫了“一九四一年二月八日”9個漢字，這是他回到北坡的日子。
盡管生活和工作極為艱苦，但胡誌明仍十分從容，曾賦詩《北坡即景》：“早去溪畔晚入洞，稀飯野菜仍豐盛，石桌搖晃譯黨史，革命豪情顯神通。”
從此，北坡成為越南人民爭取民族獨立自由的革命搖籃，地位相當於中國革命聖地延安。
在中國延安，條件同樣艱苦，毛澤東在一張小炕桌上寫下了不朽名篇《沁園春·雪》，當時還鮮為人知，但重慶談判時，這首詞和它的作者震動了中國。胡誌明的革命兄弟正在開展“整風運動”、“精簡節約”和“生產自救”。1941年初，蔣介石製造了皖南事變，中共與其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不過一個月時間，新四軍新的軍部又建立起來，全軍9萬多人繼續堅持江南的抗日鬥爭。
胡誌明選擇北坡作為遊擊根據地，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北坡與中國廣西靖西縣和那坡縣毗鄰。早在20世紀30年代，靖西、那坡縣越中邊境就有大量越南革命者進行活動，得到中國邊民的鼎力相助，越南革命者就此開辟了從北坡到中國廣西的若幹條交通線。每一條交通線，都有中國邊民的家作為秘密聯絡點。胡誌明回到北坡後，也曾多次越過邊界到靖西活動。異常熟悉中國習俗的胡誌明甚至和一些中國邊民歃血為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