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論者在在以人為前提，以人為重心。他相信“有人斯有文”，以為不但在生人之初，文化的發軔，要靠少數人的聰明智慧。到了後來，文化的能繼續維持，或代有累積，繼長增高，也得靠少數人的聰明智慧。這少數人也許在魚鹽版築隴畝之間，但其為聰明智慧的人則一。這樣一說，一個人文論者不止是一個唯人論者或人本論者了，並且是一個好人論者了。人文論者雖未嚐不主張好人須得好的文化來維持、將養，但是他始終以人為出發點，以人為歸宿。
摘自潘光旦《人文史觀與“人治”“法治”的調和論》《人義》第2卷第2、3期1931年。
人文進步固然靠少數人才的反應，但反應的啟發則靠適當的刺激。刺激又從何而來的呢，還不是社群所供給的麼？況且，社群的分子，才具雖有大小，卻決不能分為人才與非人才兩種，才大貢獻大，才小貢獻小，又怎能把一切功勳都算作少數領袖的專利品呢？
摘自潘光旦《人文史觀與“人治”“法治”的調和論》《人義》第2卷第2、3期1931年。
曆史這件東西，在從前是被一班守舊的人利用了，利用他去證實他們的主張。現在都被新史學家把這件武器奪了過來，也從曆史方麵去控訴守舊的原理為一種絕望的和惡劣的謬誤。
摘自李則綱《曆史學與現代人生》《學術月刊》第1卷第5期1932年1月
任何民族或國家，其全國的曆史為一演化的曆程，然若抽取其一部分、一方麵而考察之，則或可發現一種“趨勢”之繼續發展(進步)；一種狀態複演，或數種狀態更迭複演(循環性)；或兩種勢力其相反相剋而俱被“揚棄”(辯證法)。進步，循環性，辯證法，皆可為人類史之部分的考察之導引觀念、試探工具，而皆不可為範納一切史象之模型。此吾對於史變形式之結論。
摘自張蔭麟《傳統曆史哲學之總結算》《思想與時代》第19期1933年2月。
史家有言曰，史構有似有色玻璃，又如花紋嵌器。史之為物，包孕宏富，研討之法，夫豈一端，故自史料鑒別以至史學締構，其間須經遺跡研究，恢複原文，校訂版本，辨偽正誤，印象造作，範疇分類種種工作，史學之方法，於是略具，而史學之大要，亦可概見矣。
摘自李承廉《史學方法論》《江漢學報》第1期1933年4月。
各時代有它各時代的曆史觀。在神權澎漲的時候，曆史是個宗教觀。在國族主義勃興的時候，曆史集中到民族觀點上。現世的勞資衝突，日益尖銳，曆史的觀點又由民族轉到唯物史觀上。人類活動與社會情況逐日轉變，曆史上的趨勢隨之也時時移動。我們要認清時代精神，才能鑒別當時的曆史觀。
摘自白寶瑾《曆史和其它科學的關係》《史學》第1期1935年1月。
治史雖在知往，然真能知往，自能察來。中國的前途，在我理想上，應該在中國史的演進的自身過程中自己得救。我不能信全盤西化的話，因為中國的生命，不能全部脫離已往的曆史而徹底更生。
摘自錢穆《如何研究中國史》《曆史教育》第1期1937年2月。
希望有誌研究中國史的，多注意於其曆代政製的演變上。但我們要研究政治製度，不可不連帶注意到其背後的政治理想。我們要研究某一時代的政治理想，又不得不牽連注意到其時一般學術思想之大體。所以我希望有誌研究中國史的，應多注意於中國曆代學術思想之演變，與製度學術有關係的，我又希望能多注意於曆代人物的活動學術製度人物三者相互為用，可以支配一時代的曆史。
摘自錢穆《如何研究中國史》《曆史教育》第1期1937年2月。
在中國史上，儒家哲學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基礎上，反映出來的一種政治哲學，因而他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的一條思想的主流。但當他一經形成係體，他便不僅是消極地反映中國封建社會的內容，而是積極地作用於中國封建社會之鞏固。兩千年來，儒家哲學都是中國封建政治的指導原理，因而它隨著中國封建政權之消長，而表現其高揚與消沉，最後則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經濟之解體而走向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