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上，在全國2800個縣域（含縣級市、區）中，文登是一片特殊的土地，一個獨特的區域。它特殊就在它有著自己與眾不同的標誌和符號，這種標誌和符號就是一種鮮明的地域文化色彩，文登人稱這種地域文化色彩為“文登學”。（這個“學”並非學問的“學”，它有著一種特殊的、包容豐富的精神涵義）並逐漸被社會認可。這樣的土地較多產生文人，文人中又偏於作家，而作家又特別鍾情這樣的土地。因為這樣的土地和文化色彩更適合用文學來表現，文學喜歡獨特。
我就是這片土地上產生的作家，我鍾愛這片土地。但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在我以往的文學作品中，較多描繪的是農村、農民，而極少工業、工人，原因是我不熟悉工業和工人，這當然不能成為不寫工業的理由。因為工業，特別是現代工業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支撐，也是現代文明的物質展示，尤其是對文登而言，更是十分重要，是立市之基、民生之本，是成為全國百強縣的經濟支點，又是詮釋“文登學”內涵和文登精神的最好例證。不寫工業，就難以描繪出當今這片土地上的迷人色彩。於是，曆史和現實，良知和責任，都驅使著我的筆向工業逼近，向工人靠攏。2005年，我第一次寫工業題材的文學作品，講述蘇榮俊同誌辭官經商，與文登皮鞋廠幹部工人艱苦奮鬥、共渡難關事跡的報告文學《責任與擔當》；2013年又寫了謳歌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王殿太壯美人生的散文《仰望大師》，但這些作品都達不到應有的力度和厚度。時勢已經迫壓著我要寫一寫文登的工業了，我知道使命的特殊和責任的重大，我心裏壓力很大，力量也很足，興頭也很高。但從哪裏切入，從哪裏下筆呢？
我在思考，我在尋找，我在選擇。
2013年7月份，在有關部門領導的支持下，我參與了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王殿太先生藝術展的策劃實施並取得成功，在策劃實施這個藝術展的過程中，我接觸並結識了文登家紡行業的幾位有影響的人物，王殿太、王忠勝、王欽忠、田世科等同誌，他們都共同提到了一個人，並且在談到這個人時都肅然起敬、欽佩有加。因為他們幾個都是她麾下的人，這個人就是李國賢。
李國賢這個名字在文登可是如雷貫耳、赫赫有名，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她就是原山東雲龍繡品集團的老總、全國人大代表、文登家紡行業的重要創始人和見證人之一，一個工作能力和道德風範以及社會影響都非常好的人。關於李國賢，我當然認識，也久聞她的大名和久仰她的為人處世，但一直沒有機會近距離地接觸和了解，總感到她是一個風風火火的人物，永遠都在忙碌、奔走、高速旋轉。再者，我原來在行政崗位上，客觀上接觸她的機會相對很少，是不是應該寫寫她了？
當我第一次向她提出這個想法時，她拒絕了。第二次提出時，她說等一等再說。第三次提出時，她說，要寫可以，但不要寫我自己，要寫大家，要寫同誌們，寫工人，寫群眾，寫工廠，寫文登，寫曆史，隻要把我寫入其中就可以了。她這話說得多好，這是多麼高的境界和多麼寬的襟懷啊！我被感動了。於是我決定，就寫她——李國賢，以及她的工藝家紡團隊。
而這必然涉及到一個深遠厚重的曆史文化問題，這裏首先了解一下人類刺繡經曆的曆史和魯繡文化的形成。
繡品，最早是人類手工刺繡的產品。其實，在文字還沒有產生以前，人類就有漫長的手工刺繡活動，隻是由於那時物質條件有限，刺繡實際上是一種編結，根據史書上說，早在四千三百多年以前的虞舜時代，就已經有了衣畫而裳繡的章服規定。受奴隸製“禮製”的束縛和技藝所限，當時的衣繡隻限於帝王和公卿等統治階級享用。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22～247），社會發展了，刺繡品也由帝王公卿的章服發展到平民百姓的衣服。到了漢代（公元前206～219），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物質文化的提高，刺繡品已經成為了社會廣為流行的裝飾產品。特別是齊魯（今山東）一帶的文化最昌盛，刺繡業也特別發達。漢代王充在《論衡》裏有“齊郡世刺繡，恒女無不能目見而手狎也”的記載。意思是說，山東一帶的民間婦女幾乎人人都會刺繡，且技藝相當熟練，一見就會。1972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二百多件織繡品，其紋樣生動優美，針腳細小勻密。足以證明距今二千一百多年前刺繡技藝的精湛和高度的藝術水平。到了清代，刺繡工藝已經形成了不同的地方特色，發展成為刺繡工藝的不同體係。其中最早聞名的是顧繡，之後有形成了著名的蘇繡、粵繡、蜀繡、湘繡四大名繡。此外，京繡、魯秀、汴繡、甌繡也頗有名望。唐詩人胡令能曾作詩《詠繡障》：
日暮堂前花蕊嬌，爭拈小筆上床描。
繡成安向春園裏，引得黃鶯下柳條。
寫得正是婦女繡品巧奪天工的觀感。
到了清末（約在公元1885年左右），隨著外國帝國主義經濟文化對我國的入侵，一種起源於意大利、法國、葡萄牙等國家的抽紗工藝開始傳入我國沿海通商口岸附近的城市和鄉村。其中北方煙台地區傳入最早。1894年（光緒二十年）英國基督教女傳教士詹姆氏馬茂蘭在煙台傳授抽紗技術，1906年成立馬茂蘭公司，1907年開設“仁德洋行”，開始麻布繡花生產。到1912年，抽紗工藝在我國，特別是煙台地區的廣大農村有了迅速發展。其中文登地區尤為興盛。文登縣最早經營抽紗刺繡品的是米山鄉的山後村、鋪集鄉的院東等村。文城附近的村莊是西縣人秦三在縣城裏開了個“和增”繡花廠才發展起來的。至1921年（民國十年）左右，抽紗業幾乎遍及全縣各個鄉村，成為婦女重要的家庭副業。然而，進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由於戰亂等多種原因，抽紗業受到嚴重阻礙和挫傷，大部分地區處於蕭條冷落的局麵。
解放後，黨對工藝美術事業的發展非常重視，實行“保護發展提高”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使我國的抽紗刺繡事業得到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特別是隨著科學技術的日趨發達，縫紉機進入千家萬戶，很快使千百年來的刺繡工藝由完全的手工業向半機械化和全機械化方向開始首次突破。機繡製品便由此而生，由於機繡工藝工效高，成本低，針法靈活，操作簡便，深受廣大農村婦女和手工業者的喜愛。特別是膠東地區的機繡十分省心，大有不會者為恥，不為者為怪的局麵，且多屬民間婦女自繡自用或個體經營，所繡品種也隻限於童枕、小兒兜子、手帕之類的小件物品，從1951年開始，黨引導手工業者走社會主義道路，為使機繡品這一新興的民間藝術成為社會的一大財富而加以發揚光大，文登縣建立了第一個以機繡品加工為主要經營方向的文登縣實業公司被服廠（即後來的文登市繡品廠），1980年3月，被服廠分離了文登縣機繡廠（即後來的文登市刺繡工業集團公司），1981年11月，刺繡廠又分離出文登縣繡品廠，首次建立了文登縣第一個機繡的專業加工基地。自此，文登縣繡品廠以嶄新的姿態肩負著曆史的重任，帶領著文登刺繡事業，開始了它艱辛而宏偉的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