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是個重視曆史和傳承的民族，華夏五千年文明史，如璀璨星辰的英雄人物及其絢爛華章般的動人事跡往往都被史書或詩文記錄下來，成為我們今天看到的典故。這些充滿正能量的人物和事跡能夠使人振奮，勸人明理，陶冶情操。
然而，這些典故分散在各種古籍之中，有的見於經傳注疏，有的出自史籍諸子，而有的則散見於詩文篇瀚，想通覽這些典故，需要花費大量時間。自漢魏六朝以來，文人寫詩作文越來越強調用典，無論是科舉應試抑或附庸風雅，典故對文人的價值也越來越大。那麼，有沒有一種途徑，可以讓人比較快地掌握這些典故呢？《蒙求》就是應運而生的這樣一部啟蒙教材。
《蒙求》的作者是唐代的李瀚。關於李瀚的生平，現存史書沒有什麼記載，隻知道他大概是中晚唐時期的人，與中唐名相李勉同族。所謂“蒙求”，是取《易經·蒙卦》卦辭中“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這一句的意思。蒙，即蒙昧，兒童蒙昧無知，因此稱為“童蒙”。此句說的是在占卜者（“我”）與求卜者（“童蒙”）二人之間，不是前者請求後者來占卜，而是後者請求前者為他占卜；古代易學家將其解釋為在師生關係中，是學生向老師求學，而非老師主動要求教導學生。本書采用古人通說，以《蒙求》為名，體現了幼教（蒙學）教材的性質。在現存晚唐人所著的筆記中，能夠見到討論《蒙求》內容的文字。由此可見，大概到晚唐時期，《蒙求》在社會上已經非常流行。
《蒙求》摘取史傳軼事編成四言韻語，共五百九十六句，兩兩對偶，隔句押韻，一般一句一事，也偶有兩句一事的，收錄了五百多個典故，取材範圍涉及《左傳》《論語》《孟子》等經籍，《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等正史，《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等子書，還涉及《文選》《世說新語》《三輔決錄》《琴操》等曆代名著，內容非常豐富。這些典故涉及從上古到南北朝的名人軼事，如能將其熟記，一方麵有助於寫詩作文，同時也可以作為日後涉獵經史子集的橋梁。
在內容編排方麵，《蒙求》也是很有創意的。不僅在形式上對仗工整，典故之間還存在一些內在聯係。一般來說，互相對仗的兩個典故之間在內容上都能形成一定的對比，有的是正對（同類典故相排比），有的是反對（相反典故相排比）。前者如“羅含吞鳥，江淹夢筆”都是講文人做了夢以後才華突飛猛進的故事；“靈輒扶輪，魏顆結草”都是受恩報恩的故事；“蔡裔殞盜，張遼止啼”都是形容人勇猛的故事。後者如“阮放八雋，江泉四凶”是以英才與愚人相對比；“巫馬戴星，宓賤彈琴”是以親力親為處理政務和任用賢才治理地方相對比；“淮南食時，左思十稔”是以才思敏捷的淮南王劉安與需要苦心構思文章的左思相對比。此外，還有一些典故中的兩個人物是有關聯的，如“震畏四知，秉去三惑”，楊震與楊秉是父子關係；“惡來多力，飛廉善走”，飛廉和惡來也是父子關係；“胡嬪爭摴，晉武傷指”，胡貴嬪（胡芳）是晉武帝的妃子。也有一些典故從情節上看不出太多聯係，但字麵上能做到兩兩相對，如“楊仆移關，杜預建橋”“公超霧市，魯般雲梯”“馮異大樹，千秋小車”之類。
《蒙求》成書後很快就流行開來，有的人為其作注，也有的人仿照其體例，自己編纂新書。其中以“蒙求”為名的，有《曆代蒙求》《十七史蒙求》《唐蒙求》《宋蒙求》等。甚至還有非蒙學教材也用“蒙求”體的，如南宋人周守忠所著《曆代名醫蒙求》就是一部醫學著作。至於不用“蒙求”一名的《蒙求》體著作中，最著名的則是明代蕭良有纂輯、明末清初楊臣諍增訂的《龍文鞭影》，後來還有清代人李暉吉、徐續編的《龍文鞭影二集》。
當然，《蒙求》也存在某些瑕疵。首先是書中存在宣揚愚忠愚孝、封建迷信的文字，這些內容早已被時代所揚棄。其次，本書為求簡明，將部分主人公已無可考證的故事歸結於相關人物的名下，如“毛子白龜”實是晉將毛寶部下軍人的事跡，本書歸於毛寶，“魏顆結草”是魏顆所救女子父親的事跡，本書歸於魏顆。雖有不得已的因素，但終究影響了內容的真實性。本次整理注釋時，對這些白璧微瑕之處盡量作了解釋，以利讀者理解。
本書原本無注，後來由宋人徐子光等做了一些注解工作，較為簡明扼要，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問題，如注釋典故時不太重視核實出處，又如對有些人的生平事跡概括有誤，還有的注文看似清晰，但根據其給出的線索去尋找典故出處，卻無所著落。因此本次整理時對正文重新進行注釋，典故的解說也力求簡明，不作品評和褒貶。如前所述，本書中不可避免地帶有封建迷信色彩，相信讀者有足夠的辨別能力，無需刻意指出。如有不當之處，敬希各位讀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