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個世紀50年代，美國流浪漢文學的代表作家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灰色狂徒，他最大的夢想，就是通過遊走的方式，證明生命的流動與存在的嫁接與轉換。他在流浪漢文學《在路上》（On the Road）一書中寫道：在路上的感覺，真他媽好！我耐不住寂寞，總是要上路。語言與行為的極度囂張，是這本書的根本。這本書給當時的美國文壇扔進了一塊充滿魔法和反叛的石頭。就因為這種流浪，這個狂熱的家夥把他流浪的經過，通過狂熱的方式狂熱地發泄出來：在打字機前盡情狂敲，一卷長長的打字紙（120英尺），在不經意之間就被這個家夥敲得精光。據說，整個過程隻用了三周多一點的時間，足見其奮亢的程度。當然，這樣的結果是：書稿經過了六年的艱苦流浪，最後還是出版了。而凱魯亞克也最終實至名歸：成為美國“垮掉的一代”的始祖之一。與之相應的還有愛倫·金斯堡（Allen Ginsburg）（《嚎叫》），威廉·巴羅斯（Williams Burroughs）（《裸體午餐》），塞林格（Jerome D。Salinger）（《麥田守望者》）等。他們聚集在一起，組成了一個“背包革命”的團隊，在路上，盡情流浪——以一種前所未有的癲狂激情，精神分裂般的革命流浪方式，縱橫飆走於美國次大陸。他們從東到西，從西到東；從北到南，從南到北。沿途所見，盡裝囊中：各種冒險，各種刺激，各種豔遇，各種稀奇古怪的事情，常態的與變態的，可思議與不可思議的。在凱魯亞克看來，生命的流動就是生命的革命，“在路上”就是對生命本體的自我張揚。不管這種生命流動將以怎樣的方式完成。這家夥在這本充滿了放蕩與豔遇和反叛囂張的書裏，大肆鼓吹了一點，就是：在路上的感覺，真他媽好！
生命始終在路上。一個剛誕生或者一個剛死去的，都在路上，隻是方式不同。村上春樹說，死亡不是生存的對立麵。這話有些黑色幽默。但仔細想想，又在情理之中。日本民族最大的特點是憂鬱。因此，在黑暗中盼望光明，在光明裏盼望黑暗，又是這個民族最有意思的一部分。我們讀芥川龍之介、川端康成、德富蘆花、東山魁夷、大江建三郎等等，都會發現這一點。隻是作為一般人，我們又難於理解。作為死亡本身，死亡就是死亡，生命就是生命。佛經上說，人死如燈滅，人生都在幻影中，這話對充滿欲望的人來說，具有反思布道的作用。但對於芸芸眾生，可能或多或少有些負麵影響。在我們看來，生與死永遠相悖，沒有調和的可能性。但在哲學家或者理念學家那裏，生命的形式不僅可以轉化，而且還可以永生。我們從黑格爾的理念哲學，柏格森的直覺主義，甚至羅素的冷漠哲學，以及胡塞爾的現象論中，都能體會出生命的本體，在實質上就是社會行走的本體。當年希特勒聽瓦格納的音樂就禁不住激動，其中最根本的一點就是瓦格納在無意識當中顛覆了時光中的某些東西。正是因為這種顛覆，我們今天聽貝多芬，聽勃拉姆斯，聽柴可夫斯基，仍然浮想聯翩。而這些，表麵上是音樂的流動，實質上生命的流動，是生命本真的流動。印度理念大師奧修在他的一係列著作中，反複強調一點，就是，生命要在靜止中流動，才會更加充滿生命喜悅的能量。保持住生命的本我，就能永恒。但這個本我是什麼，怎樣才能保持，卻不甚了了。但大體上我們還是能夠理解，生命的前提必須要流動，無論你以哪種方式保存或者浪費。在奧修看來，生命的外在形式與內在形式之間，存在一種橋梁，這種橋梁既可以把生命打碎，也可以使生命再生。生命的根本就是內在的和諧。這種和諧是生命行走的唯一旨歸。這種和諧當然與凱魯亞克所提倡的幾乎相悖。凱魯亞克在書中說，不惜一切代價和方式，自我快樂，打破一切常規，讓自己充分享受生命的本能。這種在路上的方式，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能夠打破一切成文或者不成文的東西，讓一切流動起來，使自我充分享受生命裏的每一分鍾。這當然是一種享樂，一種頹廢主義的極度享樂。不用說，這樣的結果肯定是對人性本真的顛覆，僅僅剩下生物體內在自然的宣泄。但不管怎樣，凱魯亞克在那個時代基本上顛覆了美國的文學走向，撕破了文學的假道學嘴臉。這無疑是一種偉大。在路上，真他媽好！凱魯亞克式的語言，充滿了反叛的樂趣。
當我們對生命理念中的某些東西無法拒絕的時候，我的觀點是，不妨接受。當一種體製存在得太久，必然鉗製社會的整體發展，這時，就很有必要出現新的東西，打破常規，打破固有的觀念，進行全新的整合或者革命。翻開世界的曆史，我們就能明確地看到這點。中世紀的黑暗，特別是倫理上的黑暗、理念上的故步不前、宗教觀念的呆板，消滅了許多人的妄想或者夢想。在此前提下，才有文藝複興，才有達·芬奇、薄伽丘、提香等巨匠的不遺餘力，才有馬丁·路德勇敢的宗教改革。正因為有這場偉大的宗教革命，才產生了後來的新走向，中世紀的某些黑暗才從真正意義上被打破。與此相類的事情還有很多，比如較早的亞述帝國、馬其頓王國、古羅馬帝國、埃及的強盛與衰亡時期。這個時期的最大特點就是社會的整體發展被阻礙，部分精英們在黑暗中看見了這種絕望，才奮不顧身挺而走出。革命，成了唯一的出路；等待，隻是一種死亡，或者是變相死亡。在這種前提下，他們提出了“不自由，毋寧死”的反叛精神。正如河流的走動，如果河流不流，河的意義已經消失。生命不流動，生命的整體意義也已經消失。一個政體，如果固執地守住自己的理念高地，排斥一切有可能顛覆自己的新思想、新理論，這種政體的唯一結果是：滅亡隻會來得更快。這樣的事例在曆史長河中，舉不勝舉。當年英國占領北美大陸的時候，妄想用自己的方式統治這塊領地，並自號為日不落帝國。結果，北美的獨立戰爭打破了英國佬的春夢；當年晚清政府在暮色蒼茫中自稱為東方神聖大帝國，結果帝國主義的槍炮輕輕鬆鬆打到了門前，晚清政府麵對這種偉大的氣勢，不得不把辮子放下來，再放下前肢，像隻美麗肥胖的老綿羊，肉肉地趴在地上，高高地翹起後半身，說，大人先生們，請你們把我們像一隻沉默的羔羊那樣烤了吧。帝國主義們拍著金黃的胸毛說，先把大門打開！晚清政府顛著病態的小腳，不得不咬著牙，親自前去打開大門。西方大量的鴉片在沉默與鄙視中，像一群群美麗歹毒的蝴蝶，飛臨晚清政府這片沉寂而又富饒的土地。當我們打開這段曆史，就會看到，這場轟轟烈烈的民族災難——整個一個凝滯與流動的矛盾結果。對此，我們說，晚清政府不是在路上，而是在被窩裏，並用被子蒙住了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