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雖如此，但是，如果我們把眼光投射到貝多芬這個個體身上，我們就會發現，生活中，或者生存中的貝多芬，是非常不幸的。他有一個嗜酒如命的父親。從貝多芬四歲開始，磨難就降臨，這個以酒為糧的父親常常在外酩酊大醉，搖搖晃晃回家之後的唯一消遣，就是把貝多芬從床上拖起來，然後乘著酒興，高高興興地，或者極端不高興地，把貝多芬揍一頓。鄰居常常在淩晨，聽見小貝多芬淒涼委婉的哭聲。之後，這個酒鬼父親就把貝多芬扔在鋼琴旁邊，一邊醉眼蒙矓，一邊張牙舞爪，虎視眈眈地看著可憐的小貝多芬。貝多芬一邊疼痛地哽咽，一邊半睡半醒，無處可逃之際，隻好在鋼琴上敲打琴鍵，四歲的孩子就這樣，像個滄桑滿懷的老人，或者是一隻受傷的馴鹿，與蒼茫的時光和孤獨的自我展開搏鬥。別人的童年，常常都從幸福的回憶開始，貝多芬的童年，卻常常以靈魂與肉體的摧殘展開了交響樂的序曲。也許，英雄的出生與成長，常常有別於眾生，不然，怎麼能夠稱得上英雄。就這樣，貝多芬在艱難的煎熬中，終於走出了夢魘般的童年。也許，英雄可以被扼殺，但是不能被打倒，這話放在貝多芬身上，是一種最有力的印證。貝多芬雖然在艱難中走出了童年，但不幸卻像貝多芬的兄弟，隻要有光芒的地方，就有不幸的身影。苦難，也緊隨其後，就像貝多芬身上頑強生長的器官。十五歲，貝多芬就飽嚐了人間的艱難，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貝多芬就一直惦記著要自殺。這個念頭像痼疾一樣，並一直伴隨貝多芬的終生。隨著時光的遠去，貝多芬始終在苦難的深淵裏掙紮；年歲漸長，疾病就隨著時間，像蠱蟲一樣，緊緊附在貝多芬身上。生活拮據，生命孤獨，多次失戀，使貝多芬陷入生命中的絕望低穀。特別是在從波恩到維也納之後，貝多芬就像一隻喪家犬，居無定所，四處飄蕩，生命就像空中漂浮的蒲公英。進入晚年之後，生存的每一分鍾，對貝多芬來說，都是磨難。貝多芬經常徹夜咳嗽，常常難以入眠。以貝多芬自己的話說：“每天夜裏，不到三點，我是不能入睡的。”胃和肝的劇烈疼痛，還有肺炎、黃疸病，以及腫脹的身軀，這些常使他臥床不起。最後是肝腫大、硬化。作為一般人，早就躺在病床上奄奄待斃，或者早就在醫院裏，詛咒光陰的黑暗，感歎自身的不幸，抱怨上帝的偏心。但貝多芬麵對常人難以想象的磨難，居然坦然麵對。而且，一方麵與生理的殘破自我搏鬥，另一方麵，以精神的飛翔自我搏鬥，兩者交織在一起，就成為了我們今天看得見、聽得見的貝多芬，也成為了我們永遠感動的貝多芬，更成為了人類天空裏永恒的貝多芬。
我常常想，是什麼動機支撐了貝多芬苦難而又偉大永恒的一生？是宗教，哲學，還是苦難？還是貝多芬本身英雄和神性兼而有之的內在氣質？貝多芬的出現難道是神的旨意？在貝多芬的音樂麵前，也許一切解釋都是多餘的，苦難造就了英雄，磨難誕生了音樂。當年耶穌就是看見了人類的苦難，才挺身而出，以自我犧牲拯救人類的精神良知，指引人類的未來。今天，我們在貝多芬那裏，隻有感動，隻有心靈的感動。但貝多芬的心靈理念究竟是什麼，我們卻不得而知。加繆在《西西弗斯的神話》中，說了這樣一段話，也許可以成為貝多芬內在理念的基本佐證。加謬說：“對自己（對人類）苦難處境的清醒認識，給西西弗斯帶來了痛苦，同時也造就了他的勝利。因為在他的心目中，絕沒有任何命運，是不能被藐視並戰勝的。頂頂重要的是，不要對上帝有任何期待，麵對殘酷的命運，要有清醒的意識，要對它表示蔑視與對抗。”貝多芬的內心，也是就是基於這樣的動機。貝多芬從音樂那裏，找到了與上帝的直接對話，又在音樂中，找到了與眾生相通的基本橋梁。黑格爾說：“音樂就是精神，就是靈魂。”正是這樣，貝多芬走上了這條永生的不歸之路。音樂在貝多芬那裏，就成為了觀照這個世界的唯一方式，貝多芬在音樂那裏，也找到了與人類精神的對話。現代英國音樂心理學家P。C。布克曾經說：“音樂不會使你富有，但會使你幸福；它不能拯救你的靈魂，但會使你的靈魂值得拯救。”也許，貝多芬就是上帝的代言人，上帝通過貝多芬傳達了他神秘的旨意；我們通過貝多芬，認識了上帝的博大與殘酷、慈祥與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