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陸遊、辛棄疾、文天祥他們都認為，中國文脈將會隨著大宋滅亡而斷絕，蒙古馬隊的鐵騎是中華文明覆滅的喪葬鼓點。但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元代的詩歌、散文，確實不值一提。但是，中國文脈在元代卻突然超常發達。那就是，中華文明幾千年的一個重大缺漏，在這個不到百年的短暫朝代獲得了完滿彌補。這個被彌補的重大缺漏，就是戲劇。不管是古希臘悲劇還是古印度梵劇，都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已經充分成熟。而中國，不僅孔子沒看到過戲劇，連屈原、司馬遷、曹操、李白、杜甫、蘇東坡都沒有看到過，這實在有點說不過去了。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情況，而元代又為什麼會改變，這是很複雜的課題，我在《中國戲劇史》一書中有係統探討。有趣的是，既然中國錯過了兩千多年，照理追趕起來會非常困難，豈能料，不知從哪裏冒出來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紀君祥等一大批文化天才合力創作的元雜劇。結果，正如後來王國維先生所說，中國可以立即在戲劇上與其他文明並肩而“毫無愧色”。
此時的中國文脈，在《竇娥冤》，在《望江亭》，在《救風塵》，在《西廂記》，在《趙氏孤兒》，在《漢宮秋》……
在這裏，我和王國維先生一樣，並不是從表演、唱腔著眼，而隻是從文學上評價元雜劇。那些形象，那些故事，那些衝突，那些語言，以及它們的有機組合，在中國文學史和藝術史上幾乎是空前的。
是不是絕後呢？還不好說。但是如果與明代的傳奇——昆曲相比，昆曲雖然也出現了湯顯祖這樣的作家，寫出了《牡丹亭》這樣的作品，但放在元雜劇麵前，卻會在整體張力上略遜一籌。多數昆曲作品過於冗長、穠麗、滯緩、入套，缺少元雜劇那種活潑而爽利的悲歡。比《牡丹亭》低一等級的《桃花扇》、《長生殿》又過於拘泥曆史，減損了作為一種民間藝術的生命力。
至於清代後期勃發的京劇，唱腔很好，表演雖然沒有戲迷們幻想的那麼精彩，也算可以，而文學劇作，則完全不能細問。沒有文學就隻能展示演唱技能了，在整體上當然不能與元雜劇相提並論。
因此，中國文脈之於中國戲劇，如果以十分計，那麼，大概是六分歸元雜劇，三分歸昆曲，一分歸地方戲曲。京劇已經不是地方戲曲，如果不是從文學、而是從音樂唱腔著眼，它的地位就會不低。
由於元代的統治者是少數民族，一些本該褪色的文化也就失去了官方支撐，因此比較徹底地掙脫了文詞間的道統氣、宮廷氣、阿諛氣、頭巾氣、腐儒氣，為貼近自然的天籟式創造留出了空間。這種空間看似邊緣，卻很遼闊，足以伸展手腳。由此聯想到同樣產生於元代的那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富春山居圖》。比之於宋代那些皇家畫院裏的宮廷畫師，黃公望隻是一個居無定所的流浪卜者，但是，即使把宋代所有宮廷畫師的最好作品加在一起，也無法與他相比。
元雜劇的情況也是如此，我們哪怕是把後來京劇從慈禧太後開始給予的全部最高權力的扶持加在一起，也無法追趕元雜劇的依稀蹤影。元雜劇即使衰落也像一個英雄，完成了生命過程便轟然倒下，拒絕有人以“振興”的說法來做人工呼吸、打強心針。
一切需要刻意“振興”的文化，都已經與文脈無關。而且，極有可能擾亂了文脈的自然進程。現在社會上經常有人忙著要把那些該由博物館保護的文化遺產折騰到現實生活中來，而且動靜很大，我就很想讓他們聽聽元雜劇轟然倒地的壯美聲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