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緊接著講宋代。
我前麵說過，在唐代，政文俱旺；那麼，在宋代，雖非“俱旺”，卻政文貼近。
這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宋代重視文官當政，比較防範武將。結果，不僅科舉製度大為強化，有效地吸引了全國文人，而且讓一些真正的文化大師如範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等占據行政高位。這種景象，使文化和政治出現了一種特殊的“高端聯姻”，文化感悟和政治使命混為一體。表麵上，即使文化增重，又使政治增色，其實，並不完全如此，有時反而各有損傷。
第二個原因，宋代由於文人當政，又由於對手是遊牧民族的浩蕩鐵騎，在軍事上屢屢失利，致使朝廷危殆、中原告急。這就激發了一批傑出的文學家心中的英雄氣概、抗敵意誌，並在筆下流瀉成豪邁詩文。陸遊、辛棄疾就是其中最讓人難忘的代表，可能還要包括最後寫下《過零丁洋》和《正氣歌》的文天祥。
這確實也是中國文脈中最為慷慨激昂的正氣所在，具有長久的感染力。但是，我們在欽佩之餘也應該明白，一個曆時三百餘年的重要朝代的文脈，必然是一種多音部的交響。與民族社稷之間的軍事征戰相比，文化的範圍要廣泛得多、深厚得多、豐富得多。
因此，文脈的首席，讓給了蘇東坡。蘇東坡也曾經與政治有較密切關係，但終於在“烏台詩案”後兩相放逐了：政治放逐了他，他也放逐了政治。他的這個轉變，使他一下子遠遠地高過於王安石、司馬光，當然也高過於比他晚得多的陸遊、辛棄疾。他的這個轉變，我曾在《黃州突圍》中有詳細描述。說他“突圍”，不僅僅是指他突破文壇小人的圍攻，更重要的是，突破了他自己沉溺已久的官場價值體係。因此，他的突圍，也是文化本體的突圍。有了他，宋代文化提升了好幾個等級。所以我寫道，在他被貶謫的黃州，在無人理會的徹底寂寞中，在他完全混同於漁夫樵農的時刻，中國文脈聚集到了那裏。
蘇東坡是一個文化全才，詩、詞、文、書法、音樂、佛理，都很精通，尤其是詞作、散文、書法三項，皆可雄視千年。蘇東坡更重要的貢獻，是為中國文脈留下了一個快樂而可愛的人格形象。
回顧我們前麵說過的文化巨匠，大多可敬有餘，可愛不足。從屈原、司馬遷到陶淵明，都是如此。他們的可敬毋庸置疑，但他們可愛嗎？沒有足夠的資料可以證明。曹操太有威懾力，當然挨不到可愛的邊兒。魏晉名士中有不少人應該是可愛的，但又過於怪異、過於固執、過於孤傲，我們可以欣賞他們的背影，卻很難與他們隨和地交朋友。到唐代，以李白為首的很多詩人一定可愛，但那時詩風浩蕩，一切驚喜、感歎都凝聚成了眾人矚目的審美典範，而典範總會少了可愛。即便到了晚唐隻描摹幽雅的私人心懷，也還缺少尋常形態。
誰知到宋代出了一個那麼有體溫、有表情的蘇東坡，構成了一係列對比。不管是久遠的曆史、遼闊的天宇、個人的苦惱，到他筆下都有了一種美好的誠實，讓讀到的每個人都能產生感應。他不僅可愛，而且可親，成了人人心中的兄長、老友。這種情況，在中國文學史上幾乎絕無僅有。因此，蘇東坡是珍罕的奇跡。
把蘇東坡首屈一指的地位安頓妥當之後，宋代文學的排序，第二名是辛棄疾，第三名是陸遊，第四名是李清照。
辛棄疾和陸遊，除了前麵所說的英雄主義氣概之外，還表現出了一種品德高尚、懷才不遇、熱愛生活的完整生命。這種生命，使兵荒馬亂中的人心大地不至下墮。在孟子之後，他們又一次用自己的一生創建了“大丈夫”的造型。
李清照，則把東方女性在晚風細雨中的高雅憔悴寫到了極致，而且已成為中國文脈中一種特殊格調，無人能敵。因她，中國文學有了一種貴族女性的氣息。以前蔡琰曾寫出過讓人動容的女性呼號，但李清照不是呼號，隻是氣息，因此更有普遍價值。
李清照的氣息，又具有讓中國女性文學揚眉吐氣的厚度。在民族災難的前沿，她寫下了“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的詩句，就其金石般的堅硬度而言，我還沒有在其他文明的女詩人中找到可以比肩者。這說明，她既是中國文脈中的一種特殊格調，又沒有離開基本格調。她離屈原，並不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