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一說唐代的文章。
唐代的文章，首推韓愈、柳宗元。
自司馬遷之後九百多年，中國散文寫得最好的，也就是他們兩位了，因此他們並不僅僅歸屬於唐代，也算是“千年一出”之人。
他們兩位，是後世所稱“唐宋八大家”的領頭者。我在前麵說過，“唐宋八大家”的文學成就，在整體上還比不過司馬遷一人，這當然也包括他們兩位在內。但是，他們兩位，做了一件力挽狂瀾的大事，改變了一代文風，清理了中國文脈，這是司馬遷所未曾做過的。
他們再也不能容忍從魏晉以來越來越盛熾的駢體文了。自南朝的宋、齊、梁、陳到唐初，這種文風就像是藻荇藤蔓，已經纏得中國文學步履蹣跚。但是，文壇和民眾卻不知其害，以為光彩奪目、堆錦積繡，就是文學之勝，還在競相趨附。
麵對這種風氣，韓愈和柳宗元都想重新接通從先秦諸子到屈原、司馬遷的氣脈，為古人和古文“招魂”。因此，他們發起了一個“古文運動”。按照韓愈的說法，漢代以後的文章，他已經不敢看了。（《答李翊書》：“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這種主張，初一看似乎是在“向後走”，但懂得維護文脈的人都知道，這是讓中國文化有能力繼續向前走的基本條件。
他們兩人，特別是韓愈，顯然遇到了一個矛盾。他崇尚古文，又討厭因襲；那麼，對古人就能因襲了嗎？他幾經深思，得出明確結論：對古文，“師其意而不師其辭”，學習者必須“自樹立，不因循”。甚至，他更透徹地說：“惟陳言之務去”。隻要是套話、老話、講過的話，必須刪除。因此，他的“古文運動”，其實不是模仿古文，而是尋找千年來未頹的“古意”。“古意”本身，就包含著創新，包含著不可重複的個性，即“詞必己出”。
他與柳宗元在這件事上有一個強項，那就是不停留在空論上，而是拿出了自己的一大批示範作品。韓愈的散文，氣魄很大，從句式到詞彙都充滿了新鮮活力。但是相比之下，柳宗元的文章寫得更清雅、更誠懇、更雋永。韓愈在崇尚古文時，也崇尚古文裏所包含的“道”，這使他的文章難免有一些說教氣。柳宗元就沒有這種毛病，他被貶於柳州、永州時，離文壇很遠，隻讓文章在偏僻而美麗的山水間一筆筆寫得更加情感化、寓言化、哲理化，因此也達到了更高的文學等級。與他一比，韓愈那幾篇名文，像《原道》、《原毀》、《師說》、《爭臣論》等等，道理蓋過了審美，已經模糊了論文和文學的界限。
總之，韓愈、柳宗元他們既有觀念，又有實踐，“古文運動”展開得頗有聲勢。駢體文的地位很快被壓下去了，但是，隨之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後果。在駢體文盛行的魏晉南北朝，文學已經逐漸自覺，雖觸目穠麗，也是文學裏邊的事。現在“古文運動”讓文章重新載道，迎來了太多觀念性因素。這些因素，與文學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