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就是南北朝了。
那就請允許我宕開筆去，說一段閑話。
上次去台灣，文友蔣勳特意從宜蘭山居中趕到台北看我，有一次長談。有趣的是，他剛出了一本談南朝的書，而我則花幾年時間一直在流連北朝，因此雖然沒有預約，卻一南一北地暢談起來了。台灣《聯合報》記者得知我們兩人見麵，就來報道，結果出了一大版有關南北朝的文章，在今天的鬧市中顯得非常奇特。
蔣兄寫南朝的書我還沒有看，但由他來寫，一定寫得很好。南朝比較富裕，又重視文化，文人也還自由，可談的話題當然很多。蔣兄寫了，我就不多囉唆了，還是抬頭朝北，說北朝吧。
蔣兄沉迷南朝，我沉迷北朝，這與我們不同的氣質有關，雖老友也“和而不同”。我經過初步考證，懷疑自己的身世可能是古羌而入西夏，與古代涼州脫不了幹係，因此本能地親近北朝。北朝文化，至少有一半來自涼州。
當然，我沉迷北朝，還有更宏觀的原因，而且與現在正在梳理的宏觀文脈相關。
文脈一路下來，變化那麼大，但基本上在一個近似的文明之內轉悠。或者說，就在黃河和長江這兩條河之間輪換。例如：《詩經》和諸子是黃河流域，屈原是長江流域；司馬遷是黃河流域，陶淵明是長江流域。這麼一個格局，在幅員廣闊的中國也不見得局促。但是那麼多年過去，人們不禁要問，作為一種大文化，能不能把生命場地放得再開一些？
於是，公元五世紀，大機緣來了。由鮮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由於文明背景的重大差異，本該對漢文化帶來沉重劫難，就像公元四七六年歐洲的西羅馬帝國被“北方蠻族”滅亡，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一時陷入黑暗深淵一般；誰料想，北魏的鮮卑族統治者中有一些傑出人物，尤其是孝文帝拓跋宏（元宏），居然虔誠地拜漢文化為師，快速提升統治集團的文明等級，情況就發生了驚人的變化。他們既然善待漢文化，隨之也就善待佛教文化，以及佛教文化背後的印度文化。這一來，已經在犍陀羅等地相依相融的希臘文化、波斯文化，乃至巴比倫文化也一起卷入，中國北方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文明大會聚。
從此，中國文化不再隻是流轉於黃河、長江之間了。經由從大興安嶺出發的浩蕩胡風，茫茫北漠，千裏西域，都被裹卷，連恒河、印度河、幼發拉底河、底格裏斯河的波濤也隱約可見，顯然，它因包容而更加強盛。山西大同的雲岡石窟可以作為這種文明大會聚的最好見證，因此我在那裏題了一方石碑，上刻八字：“中國由此邁向大唐。”
這就是說，在差不多同時，當蘇格拉底、亞裏士多德的文脈被“北方蠻族”突然阻斷，而且會阻斷近千年的當口上，中國文脈，卻突然被“北方蠻族”大幅提振，並注定要為全人類的文明進程開辟一個值得永遠仰望的“製高點”。
阿基米德說：“給我一個支點，我能撬起整個地球。”我覺得，北魏就是一個曆史支點，它撬起了唐朝。
當然，我所說的唐朝，是文化的唐朝。
為此，我長久地心儀北魏，寄情北魏。
即使不從“曆史支點”的重大貢獻著眼，當時北方的文化，也值得好好觀賞。它們為中華文化提供了一種力度、一種陌生，讓人驚喜。
例如，那首民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這裏出現了中國文學中未曾見過的遼闊和平靜，平靜得讓人不好意思再發什麼感歎。但是，它顯然闖入了中國文學的話語結構，不再離開。
當然，直接撼動文脈的是那首北朝民歌《木蘭詩》。“唧唧複唧唧，木蘭當戶織”，這麼輕快、愉悅的語言節奏，以及前麵站著的這位健康、可愛的女英雄，帶著北方大漠明麗的藍天，帶著戰火離亂中的倫理情感，大踏步走進了中國文學的主體部位。你看，直到當代，國際電影界要找中國題材，首先找到的也還是花木蘭。
在文人圈子裏，南朝文人才思翩翩，有一些理論作品為北方所不及，如劉勰的《文心雕龍》、鍾嶸的《詩品》。而且，他們還在忙著定音律、編文選、寫宮體。相比之下，北朝文人沒那麼多才思。但是，他們拿出來的作品卻別有一番重量，例如我本人特別喜愛的酈道元的《水經注》和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這些作品的紀實性、學術性，使一代散文走向厚實，也使一代學術親近散文。酈道元和楊衒之，都是河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