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教育培養目標的轉換直接影響著女子教育的學習內容。上海女子學校設立之初，往往是現代的教育形式與西方宗教相結合，附加中國女子傳統教育內容。據記載：1851年時，文紀女校“功課方麵，以紡織、縫紉、園藝、烹調等女紅為主，唯於上午略讀淺易之聖經與四書而已。間有優秀分子，則稍習英文。”教育內容中除了西方宗教和外語這些舶來品外，基本上都是中國傳統的女子教育項目。經正女學初辦時，也是用“三綱五常”，加上縫紉、手工等科目來培養中國的“賢妻良母”。1906年劉撏在《學務要端折》中提出：“女學以能解用之文字，算術及應用之婦職，應用之女工為度，原不必與男子受同等之教育。”清代末年，女子教育雖在學製上占據一席之地，但教育內容上並未獲得同男子一視同仁地對待。即使在民國成立後的1919年5月，教育部也專門公布了女子學校應注重家事實習的訓令，務本女中也曾加重了家事內容，“尤其對於家事實習方麵，特別注意，以期養成建設美滿家庭之實用人才”。盡管教育內容長期保持女性化家庭化特征，但女子學校的教育內容還是發生了重大改變，女子在學校中接受到越來越多頗具現代色彩的新知識，女子教育中的現代知識體係初步形成。1904年愛國女學補訂章程就規定：學校本科分為文質兩部，倫理、教育、國文、外國文、算學、家事、圖畫、體操為公共必修科目。此外，文科開設心理、倫理、曆史、地理、法製、經濟，質科開設博物、物理、化學、手工、裁縫、音樂。其中雖保留有一定量的家庭性科目，卻已將現代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納入女子教育內容之中，使女子的知識結構逐漸與社會生活相聯係，體現了女子學校謀求女性自立、爭取女子就業的教育動機。民國成立後，除專為女子增加裁縫、手工兩科外，女子教育的其它科目已大致與男子教育內容相同。隨著教育內容的更新，女子教育開始脫離傳統的軌道，一步步接近現代社會生活。
上海女子學校經曆著艱難的創辦過程，女子學校在辦學功能、招生對象、學製結構、教學管理諸方麵逐漸從非正規化向正規化過渡。最早出現的教會女學在表現出其教育功能的同時，更反映出福利功能的性質。女學生不僅不必繳納學費，而且還可從校方免費獲得衣食，並獲得一定數額的“補償”，甚至有些學校還根據學生完成作業情況給予報酬。然而，隨著女子教育的發展，女子學校逐漸采取收費製度；中西女塾辦理期間，“久矣不仰給予西國差會，除有美差會所遣駐華使道者外，教員薪水及一切開支均賴收入之學費為挹住，一年中不下萬金”。國人所立學校也由免費和半免費向明碼標價的收費製轉變。隨著女子學校從免費向收費製的演化，女子學校的招生對象和學製結構也逐漸從混雜隨意走向一律和規範。教會女學辦學早期生源無著，談不上對學生標準提出要求；女子來學無拒，所以學生年齡參差不齊，水平不一，很難將學生按層次進行劃分，教學活動較為散亂，隨意性較強；然而，伴隨女子學校生源問題的解決，對女學生的資格限定日益嚴格；教會女學學生除了年齡限製外，還必須參加入學水平考試；本國女學對學生入學範圍也做出規定。對學生年齡和文化水平的限定使學校能夠依據一定教學計劃、從學生的身心發展規律出發科學辦理。女子學校的正規化程度還表現在學校人員方麵。辦學早期，學校人員很少，辦學者往往既是管理者，又是教學人員，學校事物由她們全權負責。裨文女學初創就是格蘭德女士獨立經辦；清心女塾實為範約翰夫人個人操持。隨著女學生人數的增加，學校規模日漸擴大，校內事物日漸複雜，於是女學內出現職能分工。教會女學開始聘請國內外熱心教育人士擔任教職，教學、管理、食宿等都由專人負責；務本女學創立初期，由吳懷疚夫人和王培生夫人專負管理之責，教師從外聘請擔任。愛國女學初期就有校長一人、教員八人，正副監督各一人。校內人員一身兼數職逐漸被職責明確的分工合作所替代。總體而言，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女子學校逐漸從散亂、隨意向正規化、製度化過渡。
在中國這個長期強調“男女有別”的國度裏，女子學校的管理方式也經曆了從完全封閉到相對開放的漸變過程。女子學校初建時，多采取寄宿的就學方式，為了“防微杜漸”，實行了完全封閉式的管理模式。1904年中西女塾章程中規定，年滿13歲女生必須住校；入學肄業需要尋找保人擔保；該生非指定親友來訪之時，隻可到校內接待室探望，不得將該生領出，“以昭鄭重”；學生隻在寒暑假時方可由家長領回。務本女塾初創之時，雖然經費緊張，但仍備有宿舍，實行住宿式管理；女校在迫不得已聘用男教師時，須慎重挑選，以年長者為宜。女子學校使女子的生活領域從家庭轉移到學校，但封閉住宿製卻將女子時刻置於學監的管理之下，將女子與外部世界相隔離，讓女子進入社會“閨閣”。民國前後，女學生的管理較前有所開放，“社交公開”“男女平等”等觀念逐漸深入人心，一些學校實行月休假製度，一些學校實行星期休假製，為女生提供了更多接觸社會的機會。如務本女塾學生常常利用假期和節日開展文娛活動，宣傳反帝反封建思想，表達她們追求民族獨立、男女平等的強烈願望。女子學校間還互相聯係，舉辦定期和不定期的各種文娛和體育競賽；1911年4月9日愛國女學召開春季運動會，“各女校之來參觀者，有蓬萊、淑德、育賢、城東、旅滬女學、上海女學等，男女來賓到者二千餘人”。女學生的活動範圍逐漸擴大；二三十年代，女學內部開始設立學生會等學生自治組織，女學生的獨立性自主性得到增強，女學內增添了一定的民主色彩。然而，人們的思想觀念短時期內難於擺脫舊觀念的桎梏，1911年，江蘇提學司曾發布通告，將女學校休息日改為每星期第五日，與男校休息日分開，以避免異性接觸“引發事端”；聖瑪麗亞女學曾明文規定：非至親之青年男子不得來校探望；所有信件須經校長審閱；查出與非至親男子通信即行開除。這些都顯示出：民國前後女子學校較之以前盡管有了一定的民主性和開放性，但其保守性和專製性仍然濃重地滯留在女子學校之中。
通過對上海女子學校早期發展的考察，我們從中了解到：中國女子教育的早期發展是在非常被動的條件下起步，是在西方文化殖民中孕育而生的。伴隨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一次次的愛國熱潮，中國教育界和女性世界逐漸覺醒，勇敢地承擔起創辦和發展中國女子教育的重任；中國女子教育發生了從殖民化向獨立化，從西方化向本土化、從隨意化到體製化的質的變革。中國女子教育的真正發展建立在中國社會觀念的自身改造之上，中國廣大的知識分子和民眾才是女子教育發展的根本動力；正是在國人的積極參與和大力的推動下，中國女子教育才逐漸擺脫傳統的束縛，並不斷削弱西方殖民色彩，從而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
（原載《浙江學刊》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