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中外教育史研究論文集》，心裏格外高興。這是我校教育科學學院長期從事中外教育史研究的幾代學者、老師們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精神，在搞好教學的同時，努力開展教育科學研究的部分成果。我一生從事教育事業，又在師範大學先後作了多年的領導工作。今雖年逾九十有二，離休數年，但對教育史專業仍很有感情，既有過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創辦、恢複這個專業的興奮感，又有過在十年“文革”中批判、撤消這個專業的辛酸史。現在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努力，看到這個專業的興旺、發展，人才輩出，成果累累，非常高興。
師範院校的師範性在於傳授教育科學和發展教育科學。傳授教育科學體現在教育學、心理學、教育史、教學法、教育教學實習等課程的學習和技能培訓上，從而使師範生掌握教書育人的本領。發展教育科學就要求師範院校成為教育科學研究的重要基地，其研究成果應能指導教育實踐，為教育改革、教育發展和教師教育提供理論依據。在這當中，教育史的教學和研究尤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總結古今中外教育實踐的曆史經驗，研究各個時代的教育家、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思想和成就，對於發展我國社會主義事業，是一個重要的曆史借鑒和思想源泉。
這裏，我想介紹一點我省、我校的教育史的研究情況。陝西省教育學會、陝西師範大學在教育史研究方麵，近些年來雖然對中外教育史研究方麵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可喜的進展，特別重視了對中外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研究，尤其是對近、現代中外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研究，取得了較為顯著的學術成果，但這隻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我們還要向先進單位學習，把教育史研究工作進一步開展起來。關於研究陝甘寧邊區的教育曆史和經驗，我們陝西師大更是責無旁貸的，應該承擔這項重要任務。這項研究工作，我們於1958年時就開始了，1959年在陝西省科學分院領導下成立教育研究所，該所下設置了陝甘寧邊區教育研究室，院校合作，配備科研人員，集中進行工作。經過幾年時間，比較全麵、係統地整理出了資料，並且分門別類地開展了研究工作，取得初步成果。但由於當時教育戰線上發生的某些過火的要求使這一蓬勃進行的研究工作受到不該有的幹擾和損失。尤其是“文革”的十年浩劫，這一研究工作和其他教育工作一樣，遭到嚴重摧折而中斷，一部分資料也因之丟失、散落。粉碎“四人幫”之後，隨之又恢複了這項研究工作。為此，首先抓緊整理和選編擱置了十年的資料，實際是“搶救”這批資料。當時，得到董純才老先生和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和資助，使我們就原保存的資料而選編的近300萬字的《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12本）於1980-1981年逐冊印出。1981年，經國務院學位辦批準，教育史專業遂成為我校最早一批碩士研究生培養點，成為西北地區曆史最長且是教育部在本地區唯一一個以培養教育史專業人才為主要任務的教學和科研機構。隨後，我們又進一步開展了各項教育史專題研究，於1994年由劉憲曾老先生、劉端鵮老先生主編，撰成了一本45萬字《陝甘寧邊區教育史》。同時，教育史專業的諸位先生和學生們又在中國教育史研究、外國教育史研究、中外教育史比較研究、革命根據地教育史與婦女教育史專題研究、教育史學史研究等領域做出了一係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形成了教育史研究的地方特色和西部獨特風格；也培養了一批在教育史研究方麵嶄露頭角、年富力強的中青年學術骨幹，使這項重要事業後繼有人，生機勃勃，這是令人備感欣慰的事。
這本論文集正是我校幾十年來教育史學科建設與發展的反映，也是教育科學學院人才與成果的一個具體表現。論文集中許多文章都體現了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科學的研究方法，研究的內容也頗有深度和廣度，具有創新見解，研究的範圍也涉及或聯係了我國當前教育理論與實踐的許多重要方麵，起到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和推陳出新，促進改革的作用。
這本論文集的出版也應是我校教育史學科研究和建設的新起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曆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都提出，必須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水平，是實現我國現代化的根本大計。要發展教育，就必須使教育科學研究工作，包括教育史研究走在前麵。目前我們的教育研究與新世紀實現小康社會目標、教育事業要大發展的現實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必須立足國情，麵向世界，隨著形勢的發展，不斷開拓研究的新領域。同時，教育科學又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教育的研究既要有深厚紮實的理論基礎，又要深入到教育實踐的“廣闊天地”之中，選擇實踐中提出的重大問題開展研究，自覺地為教育事業的發展服務。
在此，我謹對《中外教育史研究論文集》的出版表示熱烈的祝賀，並衷心希望我校教育史專業的學科建設和研究更上一層樓，取得更大的成績。
2004年9月9日重陽節
§§第一章 中國教育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