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傳播學作為當代的“顯學”，有著對人類經濟文化社會發展內在的許多學科要求，在信息社會的今天，人們的很多行為都是廣義的傳播，因此跨文化傳播學與這些學科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學理聯係。
跨文化新聞傳播。
新聞在本質上是傳播，跨文化新聞傳播是新聞傳播的一個方向，雖然本質上說所有新聞傳播都在一定程度上是跨文化的，但跨文化新聞傳播更加側重對不同文化背景受眾的新聞傳播，而不同文化背景也就多側重於不同族群、種族和民族。
盡管跨文化新聞傳播古已有之，但自從麥克盧漢1962年提出“地球村”概念以來，全球化趨勢日益加劇，國與國之間的交往日趨頻繁。但“地球村”的村民們並非始終和諧相處，因為其間包含了無限的文化多樣性，雖然地緣政治仍然是國家行為選擇的一種主要依據，但在深層次上，享廷頓的讖言“文明的衝突”也日益成為地球村格局變遷的內在推動力。莫特拉說。“在20世紀末的最後幾十年，世界政治中的文化因素達到了極為顯著的位置。現在，不僅要從外在的經濟、地緣政治和軍事的角度，而且同樣要從文化傳播和信息鬥爭的背景中討論全球問題，這似乎比以前更加明顯。”正因為如此，世界各國在對外傳播上不斷提升文化戰略，也因此在很多高校傳播學或新聞學專業中，它更多地與國際傳播相近甚至相同。
莫特拉認為對外傳播要“從文化傳播和信息鬥爭的背景中討論全球問題”，實際上包含兩個方麵，即傳播本民族文化和爭奪傳播話語權。二者關係是如此密切，乃至於人們在討論到文化帝國主義和文化多樣性時都要強調傳播技術實力與傳播話語權的正比例關係。但海灣戰爭中卡塔爾電視台的一舉成名說明事情並非絕對。但國際傳播要傳播本民族文化則是核心。
對於國際傳播的機製，有學者認為，普通的傳播隻需要一次編碼——將原始信息轉換成可被一般受眾接受的信息，那麼國際傳播的編碼就需要有兩次，第二次編碼是將本國一般受眾接受的信息轉換成為可被他國受眾或全球受眾接受的信息。二次編碼就是語言的轉換和文化的對接。語言轉換更多的還隻是一種技術性的手段和淺層次的轉換，那麼文化對接就是一種深層次的轉換。國際傳播中的文化對接包括兩個方麵。一是與國際通行的認知、規範體係對接，即人們常說的“國際接軌”問題。二是與傳播對象國的社會文化習俗對接，這涉及傳播的針對性問題。我們認為，在實際操作中，國際傳播的編解碼並不都是，甚至主要的都不是二度編解碼。雖然我們承認現在各國都有專門的外語頻道和報紙的“海外版”，但在信息全球化時代，這並不是主要的。一個國家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發布新聞，總是用國家的官方語言。吳建民在談到如何當好新聞發言時，第一條就是研究對方，研究對方語言文化。二度編解碼一般適用於兩種文本需要轉換，就像我們在前麵討論的影視的跨文化題材的編解碼，或者跨文化影視的翻拍、改編等。國際新聞傳播並不是有國內外兩個文本，除非是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內外有別”製度下。國際傳播的複雜性在於編碼者與解碼者之間的文化相容性遠比一般的大眾傳播困難和複雜，因此提出在編碼中的國際規範和對象國社會文化兩條最重要的原則。
國際傳播與跨文化新聞傳播有相當的重合，但新聞傳播的主要信息是新聞。芝加哥大學首任新聞傳播學院院長認為，好的新聞不但要報道新聞事實，還要揭示新聞事實發生的社會土壤。這就是新聞背後的文化。在相當程度上，新聞所體現的文化比新聞本身更加重要，這就是跨文化新聞傳播的研究理由。
新聞事實和文化附加之間，實質上是編碼者的新聞倫理問題，和追求“普世價值觀”的文化霸權主義思想以及“中國立場，外國表達”的民族主義思想不同，單波認為，跨文化新聞傳播理念強調的是在文化間的協商、溝通、理解的基礎上全球新聞傳播，這肯定了人類作為具有跨文化經驗的物種的可能性、文化表達方式的無限可更新性和無限多樣性。跨文化新聞傳播既建立在尊重國家主權的基礎上，又信守全球新聞自由原則，並建立兩者間的統一性。需要多樣化的新聞傳播空間，越是需要準確、完整、理智的報道，越是需要使新聞傳媒成為文化交流的論壇，越是需要呈現文化的多元化價值體係，並厘清人類文化發展的基本方向。
因此在當代國際傳播理論研究中，有一種思潮是建構主義。跨文化傳播當然承認文化的差異，但也要有人類基本文化價值觀的認同。在此基礎上，跨文化新聞傳播要遵循“觀念—溝通—認同”的思路進行。國際社會不是一種物質結構，而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文化觀念結構，而這種觀念結構是在國家間持續不斷的互動性實踐活動中不斷生成、嬗變和轉換的，其動態性質是由國家、民族間跨文化互動表現的。文化在傳播中存在，在傳播中轉換。按照霍爾的觀點，意義是傳播者與受眾共同建構的，他把這個意義建構過程稱為“表征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