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晚飯吃得極不守時，從七點到十一二點不等，這也是一個我們四處活動的時間段，包括超市購物，去專賣盜版書的五元店、江邊漫步等。我和楊蘭還去過一次她所在的大學，平日人聲鼎沸的校園裏空無一人，教學樓、宿舍樓還有主幹道一盞燈都沒開，漆黑陰森得有如荒山野嶺。我們在常去的小樹林裏擁抱接吻，隻覺得山風怪異鬼影四圍，又有餓蚊群起而攻。我們不敢久留，落荒而逃。而在另一天晚上，我們到一廣場上去聽音樂噴泉――把音樂形體化的一種努力。旋律一起，我就斷定那是約翰?施特勞斯的《維也納森林的故事》，楊蘭聽完一段樂章說，你什麼眼神啊，亨德爾的《皇家煙火》。一曲終了，就聽到音箱裏傳來一個男低音說：剛才播放的是蘇聯作曲家彼得拉文夫斯基……聽到這兒，楊蘭拉著我轉身就跑，遠離廣場。我笑著邊喘氣邊說，不用跑得像燕子飛吧！楊蘭拖著我的胳膊，一手捂著肚子笑著說，你沒有看到咱倆一唱一和時，旁邊的男女老少的眼神裏有多崇拜，總不能讓他們看到偶像坍塌的現場版吧！
我們東逛西逛，都是步行來回的。一天晚上出門時楊蘭對我說，我想試試我們到底可以走多遠，我們可以一直向前走，到了半夜就掉頭往回走，天明時到家睡覺。我沒有響應她的提議。
這涉及我與楊蘭的一個根本區別，除了舉例，我沒法把這件事說清楚。比如某一天上午，我與楊蘭睡到十一點五十才起床，下午我們在電腦上玩了三個小時的鬥地主，晚上我們去熟悉的街道上軋了一遍。晚上上床時，楊蘭會心安理得地睡去，就她看來，睡覺時無憂無慮，鬥地主時快活有趣，逛街時浪漫溫馨，這是有意義的一天。雖說當時感覺相同，但一一回顧時，我的看法卻恰恰相反，我認為這三樁事對我無所教益，睡眠狀態我已經無數次領教過了，鬥地主更別說了，甚至連失誤的次數都沒有明顯減少，至於逛街無非是對昨天、前天、大前天的生硬重複，這是毫無意義的一天。於是我備感失落，覺得這一天是跑了一趟空車，進而自責不已，滿腹心事，無法安枕。也許這是入世的儒家傳統、向往人類大同的共產主義、認為人不能碌碌無為的保爾?柯察金、強調入睡前要清點白日所學的應試教育、追問活著有什麼意思的哲學書、性格優雅喜歡權衡的天秤座、整日憂患不已的小農心理、守財奴的數金幣點鈔票的嗜好以及類似的各種龐雜東西，植入我體內的一種芯片，即使我成天瞎混，甚至為害人間，但是隻要把自己的身體放平在床板上，這一番盤算、審查、質問、心理自虐的程序就啟動運行了。
當我拒不參與楊蘭徹夜遠足的異想天開後，她對我的寫作行徑也喪失了起碼的尊重，你還沒敲出幾個字，她就有一個祈使句說出來：給我切塊西瓜；陪我看《蠟筆小新》；出去買一份《娛樂周刊》；幫我的手機換塊電池……按她的要求，在我幫完這些小忙後，絕對不能做出隻此一回，下不為例的樣子，那是野蠻人的舉動，而是應該彬彬有禮地詢問，還有什麼我可以幫你的嗎？這才是文明人的表現。由於我寫東西之前向來隻是給自己定字數任務，卻沒有策劃內容，寫到哪兒算哪兒，跟海明威沒法比，他可是想明白了第二天該寫些什麼，才往床上爬的，所以我寫作的鏈條被層出不窮的瑣事打斷了。我倒是真的像我對父母保證的那樣沒有再寫小說，隻因為寫了不到兩千字，就鳴金收兵了。這次斷裂對我來說是一個莫大的解脫，從那以後，寫作不是我的目標，不是我的愛好，不是我的事業，隻是一種多它不多、少它不少的個人能力。我已經把它從人生意義的範疇中炒掉了，這是後來才意識到的。父母對我從南柯一夢中醒來喜上眉梢，這是更加後來的事情。
從另一個方麵來看，顯然我和楊蘭膩在一起沒多久，就陷入了性格的邊界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