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完了書籍搬電腦，搬完了電腦搬被褥，衣服收了兩皮箱，我們一人拖一個。從四樓下來，穿過一個有十個籃球架子的大操場，到另一號樓的七樓上。隻見兩幢樓的樓道裏和大操場上，兩股混合著男女老幼的人流來來回回，或抬或扛或提或背或抱或拖著囊括了市麵上各種品牌的包裝袋子和各式各樣的皮箱以及紮成一團或僅僅疊起的墊絮、棉被、毛毯，其混亂局麵有如市民在持續的大轟炸之前躲防空洞。我上下樓的時候，有幾次跟不守交通規則不靠右行走的女孩子撞出憤怒的火花，有的女孩子撞倒了人還渾然不知，因為她們懷抱之物高出了眼眶抹殺了視線。死人還這樣為我加油打氣：現在很多大學生畢業即失業，但是你不用過分擔憂，我覺得憑你的聰明才智，一定可以在搬遷公司找到一份工作的。
由於有我在一旁上躥下跳忙活得像隻馬戲團的猴子，楊蘭的喬遷大事算是輕鬆過關：當我抱著一堆沉重厚實的通信工程專業的課本時，她提著裝有信件和用黃色膠布死死封存起來的日記本的方便袋；當我扛著電腦機箱時，她手拿鼠標，一邊行走一邊沒完沒了地點擊，像是有點缺乏自我控製能力。
就這樣偷得浮生半日閑的她，嘴可沒有賦閑，她對換寢室的事情一肚子意見：上學期按照年級住宿舍樓，這學期又按學院來入住，誰知道明年又有什麼新鮮的分類標準，學校把我們當成了陶吧裏的七彩泥巴，想怎麼捏就怎麼捏。我正在暗自思忖她這句話裏麵的色情意味，她卻搬出了二十世紀的一大哲人：福柯同誌說的好，問題不在於改變人們的意識即人們頭腦中的東西，而在於改變有關真理產生的製度、政治和經濟規則。我正準備問她是習慣於稱別人同誌，還是知道福柯就是個同性戀，她卻馬不停蹄地說到一係列的製度問題，她們學校新換了一校長，下車伊始，就把行政樓前一個大花壇的草皮給鏟除了，種上了另一種草皮，那恰恰是他前任的前任種過的一種草皮；她們學校有三棟教學樓，上下課的鈴聲竟然不一致，彼此之間相去三分鍾左右，而且沒有一個與北京時間合拍，這讓同時在三棟樓都有課上的楊蘭不知道如何調整手機時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