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既不是完全像上帝，也不完全像野獸，他的傳播行為，證明他的確是人。”正像美國傳播學者威爾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後文簡稱“施拉姆”，我國港台地區通常譯為宣韋伯）博士所說的，傳播正是人類社會關係能夠存在和發展的一種決定性的機能，傳播以及針對傳播所進行的研究——傳播學，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時時相伴。
在這裏，我願意先將自己親身經曆的幾件事情與讀者諸君分享，以期我們能夠更好地了解這門學科。
2003年年底，我受邀到中國台灣世新大學講學。某天在台北街頭搭乘計程車時，一名年輕的計程車司機給我講了一個“笑話”：在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中國軍人接收台灣時，他們在一處牆壁上看到一個叫做“水龍頭”的東西，輕輕一擰就可以冒出水來，覺得很神奇，有人就隨身帶了一個，當他換崗到另外一個地方時，拿著“水龍頭”就往牆上塞，卻奇怪為何沒有水流出來。
其實這個笑話當中蘊含了很深的政治含義。這個年輕的的士司機相對於解放前從中國內地移民過去的老一輩來說，屬於台灣的新生代，政治傾向偏“綠。”他所講的這個笑話，正是近十年來在台灣的各種競選戰中被民進黨一用再用、用來諷刺目前部分台灣民眾還不是很了解的中國內地。由於長期傳播內容上的“妖魔化”，“保守落後”已經成為部分台灣民眾對中國內地的刻板印象。更令人擔憂的是，在政治氣氛彌漫的選戰中散播此類內容的傳播者無疑是有企圖的。傳播者從自身的角度出發——用自詡為接受日本殖民者所帶來的現代化好處的都市台灣人，來與大半是被國民黨拉夫而來的內地農民進行誇張的對立比較。這種強化中國內地落後性的“妖魔化”笑話是“泛綠”陣營經常使用，借以動員台灣選民抵製外來的國民黨的宣傳策略。
2012年，台灣地區舉行了四年一度的地區領導人“大選”，此次大選中，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與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在台灣地區均有極高的人氣。最終，馬英九雖以51.6%的得票率勝出，但是落敗方泛綠陣營的蔡英文也獲得了45.63%的得票率，由此可見，台灣所謂的“本土意識”何其強大。
通過這則所謂的笑話，我們可以看到傳播者的行為將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和製約，包括政治傾向、文化認同、編碼水平等諸多方麵，相關的內容我們將在第四章做專門的討論。
2004年7月，在美國洛杉磯的一家超市中，我偶然目睹了一名中國籍男子的買煙“遭遇。”當時這位男子邊用手勢邊操著不太流利的英語向店員表示什麼，費了好半天勁，而店員顯然並未領會他的意思。後來我上前幫忙才明白，原來剛才他想買一包“萬寶路”淡煙（SUPER LIGHTS），結果店員卻遞給他一包加長型“萬寶路”（SUPER LONG），解釋清楚後大家相視而笑。
顯然，在這個事例中出現了某種誤讀（MIS READ），信息在傳播者和接收者之間並不對位。一方麵，這位中國籍男子可能語言“不過關”，我們稱其為語言碼轉換（CODE SWITCHING）能力偏弱，造成了信息編碼的不準確，傳播內容出現偏差；另一方麵，那位超市店員也可能沒有聽仔細，或是稱之為消極的聽者（在聽的過程中，人的注意力往往會分散，考慮其他問題）。美國傳播學者埃弗雷特；羅傑斯（EVERETT MITCHELL ROGERS，後文簡稱“羅傑斯”）在研究相關問題時指出，積極的聽包括以下幾個步驟：①聽到信息；②理解；③記憶信息內容；④評估信息是否正確或可靠；⑤反饋，即對所聽到的信息給予回複。超市店員日常所做多為重複勞動，不需要與顧客做過多的溝通，以致在需要溝通的時候未能正確理解信息。另外，不得不指出的是，意義寓於文化的影響也至關重要。文化影響人們的感知和行為，也決定著語言的意義和對它的理解。我注意到，在洛杉磯的這家超市中，各類品牌的超長型煙（SUPER LONG）有七種，而淡煙（SUPER LIGHTS）隻有兩種，也許該超市所屬街區的吸煙者更多地會選擇超長型煙，所以收銀員在模糊地聽到“SUPER”一詞時，便用自己的文化習慣加以想當然地解讀為“SUPER L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