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大學 張春海
延安革命紀念館 井榮
作為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思想家、理論家，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戰士，中國共產黨在一個較長時期內的重要領導人，張聞天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作出了傑出貢獻。
一、張聞天逐漸自覺地從“左”傾錯誤領導層中分化出來，在遵義會議上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為毛澤東在全黨領導地位的確立從而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出奠定了堅實基礎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的黨。然而，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嶄新的思想武器，並不意味著就能夠自然而然地解決中國革命麵臨的所有問題，還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共產黨在幼年時期，由於理論準備和實踐經驗都不足，對於中國的曆史和社會現狀、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以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精髓不甚了解，還不善於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中國革命走了一些彎路，尤其是第三次“左”傾錯誤路線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巨大損失，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大片根據地喪失，紅軍迭次失利，幾乎瀕於絕境。
與此同時，張聞天同製定、執行第三次“左”傾錯誤路線的領導人博古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張聞天批評廣昌戰鬥同敵人死拚，遭受不應有的損失，是不對的。博古批評張聞天，說這是普列哈諾夫反對1905年的俄國工人武裝暴動的機會主義思想。遭到張聞天的批駁，二人不歡而散。
由於戰事的緊張激烈，由於擴大紅軍、收集糧食的大量動員，當時以博古為首的黨中央領導表現出更為強烈的“左”傾瘋狂性。張聞天則正相反，顯得比較清醒、堅定。《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一文，是他自覺地、比較全麵、深刻地反對極“左”政策的代表作。標誌著張聞天已經基本上掙脫了“左”的桎梏，在正確路線上前進了。前文指出：“要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與一時的狂放的革命性”，“極左主義”在目前戰爭形勢緊張的條件下更增加了它的危險性，“這不能不使我們最尖銳的提出同這種‘極左主義’進行堅決鬥爭的極端必要。”
長征途中，形成了有別於最高“三人團”的“中央隊”三人團：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經過充分交談，三人達成共識：要避免繼續失敗，就必須變換軍事領導。劉伯承等人都讚成開個會，讓毛澤東出來指導。
在中國共產黨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的張聞天，站出來作批判錯誤軍事路線的報告（這個報告是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的共同意見）。報告說明反“圍剿”的失敗以及退出蘇區後遭到嚴重損失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犯了一係列嚴重錯誤，違反了過去紅軍在長期作戰中所形成的基本原則。這對於會議的成功召開具有重要意義，張聞天當時在黨內的地位僅次於博古。遵義會議決定“毛澤東同誌為常委”，在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出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指出：“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張聞天）、王稼祥兩個同誌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誌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這個評價可謂中肯、客觀。
二、在遵義會議後逐漸形成的“毛洛合作”格局中，張聞天自覺維護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主動與毛澤東進行配合、合作，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為毛澤東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造了有利條件
遵義會議決定取消三人團，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遵義會議後，中央常委會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的責任”，直到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張聞天在名義上一直是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人。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隻是被選為常委，但沒有說明具體擔任什麼職務。遵義會議後的第二天，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常委分工，決定“以毛澤東同誌為恩來同誌的軍事上的幫助者”。毛澤東又回到了軍隊的領導崗位，直接參與對中央紅軍的軍事指揮，成為中國共產黨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這就逐漸形成了“毛洛合作”格局。
在“毛洛合作”格局中，張聞天對毛澤東是很尊重的，自覺維護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大事都同毛澤東商量，聽取毛澤東的意見，然後開會討論。毛澤東的主張、方針、策略，在張聞天這裏通行無阻，能夠及時得到貫徹。在處理日常工作時也是兩個人商量，然後寫文件、發電報。從1935年10月到達陝北起，至1938年10月六屆六中全會開完為止，有張聞天個人署名或與別人聯名的電報一共是451份，其中“毛洛”或“洛毛”聯名的就有286份之多，占了將近三分之二，可見他們關係的親密。毛澤東當著張聞天的麵說張聞天是“明君”，甚至叫張聞天夫人劉英“娘娘”，背後也讚揚“洛甫是不爭權的”。正是張聞天這種開明的配合、合作態度使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得到進一步的鞏固，為毛澤東彙總各方麵的材料，總結經驗、教訓，貫徹自己正確的思想主張，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試想，如果不是張聞天積極主動地配合毛澤東的各項工作，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得不到應有的鞏固，那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很難實現。
從中央蘇區後期開始，張聞天和毛澤東就一直配合、合作得很好。長征初期反對“左”傾軍事指揮，遵義會議挽救黨和紅軍，和四方麵軍會合後同張國燾右傾逃跑和分裂作鬥爭，到陝北實現從內戰到抗戰的策略轉變，過黃河東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抵製和批判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在一係列重大事件中，張聞天都是支持毛澤東的，是同毛澤東並肩戰鬥過來的。這種支持對毛澤東推進和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