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法，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得到中央其他一些領導人的讚同。張聞天強調了組織工作的“中國化”問題。他認為，做組織工作，一定要嚴格估計到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民族習慣、道德的特點，正確認識這些特點。他指出：“我們要使組織工作中國化，否則我們就不是中國的共產黨員。將外國黨的經驗搬到中國來用，是一定要碰釘子的。”“運用各國經驗要適合中國的情況。”他在講到宣傳教育工作時，又提出“要認真地使馬列主義中國化，使它為中國最廣大的人民所接受”。張浩在發言中，講到職工運動時則表示，要使“工作方法方式的民族化、中國化、通俗化”。
六屆六中全會以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法，被更多的人使用，其中有黨的領導人，還有理論工作者。彭真、張聞天、艾思奇、楊鬆、張如心等都論述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劉少奇、周恩來、陳毅等也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或“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提法。
從1942年到1945年黨的七大召開之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頻繁出現在中央領導人的報告、講話和文章當中，並在中央主要領導人中形成了廣泛共識。1942年7月1日，朱德在《紀念黨的二十一周年》文章中，正式使用了“中國化的馬列主義”的概念。他說：“今天我們黨已經積累下了豐富的鬥爭經驗，正確地掌握了馬列主義的理論，並且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創造了指導中國革命的中國化的馬列主義理論”。1943年6月，任弼時在《共產黨員應當善於向群眾學習》一文中指出：毛澤東“使馬列主義具體化、中國化”；學習馬列主義，“特別要去學習中國化的馬列主義”。1943年11月10日，鄧小平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動員會上的講話中說：遵義會議後，黨的事業完全放在了“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即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之下”。
1945年黨的七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正式出現在黨的重要文獻中，成為全黨的共識。劉少奇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作了理論上的係統闡述。劉少奇指出：“毛澤東思想，從他的宇宙觀以至他的工作作風，乃是發展著與完善著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乃是中國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國理論。這些理論，表現在毛澤東同誌的各種著作以及黨的許多文獻上。……這些理論與政策，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又完全是中國的。這是中國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現和理論上的最高概括。”他認為，“要使馬克思主義係統地中國化，要使馬克思主義從歐洲形式變為中國形式，……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難的事業。……不是別人，正是我們的毛澤東同誌，出色地成功地進行了這件特殊困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在報告中，劉少奇還深入分析了毛澤東所以“能成功地進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件艱巨的事業”的原因。劉少奇的報告，是黨的文獻和領導人著作中使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最頻繁的一篇，這也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的重視。七大通過的黨章，確定了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抗日戰爭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這兩種提法同時使用，但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六屆六中全會後，毛澤東除在很少場合繼續使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提法外，更多的是使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或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踐（或具體實踐）相結合（或之統一）”這樣的提法。這兩種提法，表述的含義是完全一致的。黨的七大之後不久，在黨的重要文獻以及中央主要領導人的講話和所寫的文章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法卻很少使用了。新中國建立初期在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時，毛澤東親筆將“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改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這一改動當然隻是字麵用語上的變化，實際上的含義並無改變。但此後大致30年中，幾乎所有的著作、文件、報刊文章等，都不再出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字樣，而統一采用普遍原理與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提法。
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演變的原因
毛澤東和我們黨當時為什麼會改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法呢？從當時我們麵臨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形勢及我們黨在革命勝利後所要承擔的任務來看，能夠找出其中的一些原因。
一是為了維護國際共產主義力量的團結，避免被懷疑有民族主義嫌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與毛澤東思想概念密切相關，不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不提毛澤東思想是一致的，而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在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有所謂民族主義嫌疑。1948年6月，國際共運史上爆發蘇南衝突，共產黨情報局作出了一項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情況的決議。這個決議譴責南斯拉夫共產黨所謂民族主義、反蘇和親資本主義傾向。這一譴責，震動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必須小心謹慎，稍有差錯，“民族主義”的帽子就會被戴到自己頭上。中國共產黨作出了反應，雖然沒有參加情報局，但為了彌合中蘇分歧及向蘇聯釋疑（蘇聯懷疑中共有民族主義傾向），表示完全讚同共產黨情報局關於南共的決議。顯而易見，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對來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變化是十分警惕的。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當時考慮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毛澤東思想兩個提法，都無異於刺激蘇聯，容易被誤解為所謂民族主義傾向。關於這個問題，1956年9月毛澤東同參加中共八大的南共聯盟代表團談話時說：“當時有人說世界上有兩個鐵托，一個在南斯拉夫，一個在中國。當然沒有作出決議說毛澤東就是鐵托。”談話中，毛澤東向南共聯盟代表表示：“我們有對不起你們的地方。過去聽了情報局的意見，我們雖然沒有參加情報局，但對它也很難不支持。這是一九四八年的事。”由此看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當時讚同共產黨情報局關於南共決議的苦衷。為了維護國際共產主義力量的團結，避免被蘇共認為有民族主義嫌疑，於是，在提法上做了改變。但是，這個改變並沒有改變其精神實質。這同毛澤東當初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本意，也是相符合的。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的報告中曾強調：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
二是從大局出發，改善中蘇關係。1948年秋季，人民解放戰爭進入戰略反攻階段，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勝利，中國共產黨又麵臨奪取政權後爭取蘇聯的支持和幫助的問題。因此，搞好中蘇關係，不要讓蘇聯產生誤解，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謹慎對待的一個問題。為了避免蘇聯方麵發生誤解，中共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毛澤東在出版物和黨的文獻中不想使用毛澤東思想概念，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就已萌生了。1949年1月，毛澤東在修改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章草案時，將草案中毛澤東思想一律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將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改為學習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不久，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曾強調不要把他與馬、恩、列、斯並列。毛澤東產生這個想法，是與蘇聯共產黨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不感興趣有關。胡喬木認為：“在我們黨提出毛澤東思想後，蘇聯黨始終拒絕承認這個提法。在蘇聯報刊上絕口不提毛澤東思想。這成了一個禁區。凡是中共文件中提到了的，它在發表時都給刪掉。既然蘇共是如此態度，而中國革命又離不開蘇聯的幫助，從大局出發還必須搞好與蘇共的團結。”出於這樣的考慮，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不提毛澤東思想。195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下發了如何解釋毛澤東思想的通知。通知說：“毛澤東同誌曾指示今後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誤解。”12月19日，毛澤東邀請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政協工作，在談到學習馬列主義問題時，他指出：“我們不提毛澤東思想。如果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並提，有人會以為是兩個東西，為了不使發生誤會，就不提毛澤東思想。”因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法也就沒有繼續使用下去。這樣有利於消除蘇聯的顧慮，一定程度上獲得蘇聯的支持與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