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革命紀念館 延華 張宏偉
產生於西方的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在中國大地紮根、開花、結果，變為巨大的物質力量，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偉大勝利，其根本原因在於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使其中國化。
中國共產黨人並不是一開始就認識到馬克思主義要中國化，而是經過長期革命鬥爭才認識到的。馬克思主義雖是無產階級、被壓迫民族和人民解放的思想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但我們並不能因此就把它機械地搬入中國、教條式地運用於中國革命。因為中國國情同馬克思主義誕生的西方和馬克思主義首先取得勝利的俄國，都迥然不同。在黨的幼年和革命初期，共產黨人並非“戰無不勝”，而是屢遭失敗。然而正是這種失敗的沉痛教訓，喚醒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意識，使他們認識到問題並不出在“馬克思主義”，而在於我們黨內的機會主義者，受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影響，沒有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使其中國化。毛澤東曾明確指出過這一點。他說：“過去，在民主革命中，我們受主觀主義的害時間很長，受了很大的懲罰，根據地差不多喪失幹淨，革命力量喪失百分之九十以上，一直到這個時候我們才開始覺悟。經過延安整風，著重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才把這個問題搞清楚。”即是說，“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一定要“中國化”的道理，才被全黨所共識。由此可見，延安整風運動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著緊密的關係。現就它們之間的關係從以下三方麵加以論述。
一、延安整風運動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前提條件
延安是抗日戰爭的政治指導中心和戰略總後方，這裏有黨中央的直接領導。當時大批有識之士紛紛奔赴延安尋求抗日救國真理，在延安這所大熔爐裏不斷學習、總結，黨的領導骨幹也在長期的鬥爭中逐漸形成，這就成為整風運動的幹部條件。遵義會議後，特別是六屆六中全會後，黨內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為了適應新形勢的要求，提高黨員質量，中央提出了加強馬克思主義教育的任務，使黨員不僅懂得黨的建設的各種問題，而且要懂得黨的策略。這個時期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也更加鞏固，整風運動有了堅實的思想基礎。除了具備整風運動勝利開展的主觀條件，當時還有了相對穩定的客觀環境。解放區處於困難時期，鬥爭很緊張，但總的看在相持階段中，黨和人民武裝力量站穩了腳跟，局勢相對平穩，使相對集中時間進行整風運動有了可能。有了整風運動的可能，就創造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前提條件。
要使馬列主義中國化，首先要學習馬列主義。怎麼學？在整風中，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幹部學習的指示》《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指示》，並成立了幹部教育部，具體領導這一學習。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學習研究組，毛澤東任組長，王稼祥任副組長，組織在延安的高級幹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同時決定成立各地高級學習組，頒發高級學習組的組織條例。按照中央的決定，延安和各根據地積極籌備成立高級學習組。學習的內容主要是閱讀六大以來黨的曆史文件，研究六大以來的曆史，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論。為此，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了《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和《六大以來》等學習文件。延安在職幹部先後有一萬餘人參加了學習。
為了徹底整頓三風，中央規定了必須學習22個文件，究竟怎樣才算領會貫通了這些文件的精神與實質，有什麼標準？顯然的，標準是實踐，主要是看會不會實際應用。在整風中，廣大幹部不斷地反省自己，把文件精神與自己聯係起來，用文件中所說的道理，來審查自己的曆史、思想和工作，就是把文件中的道理當尺碼，來量一量自己，稱一稱自己。從這裏可以審查出自己的思想和作風，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好的要發揚，不好的要改正。這樣就可以得出自己努力的方向。
整風運動就是通過全黨高級幹部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領會其精神實質，並結合自己的工作實際，進行檢查和反思，總結經驗，學會運用馬列主義解決實際問題。縱觀延安整風運動的全過程，就是全黨不斷實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從這一點上說，延安整風的確成為馬列主義中國化的一個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