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是戰國時期哲學家莊周及其學派思想的經典，其合老子學派思想被稱為“老莊哲學”，後因道教徒所本，又稱《南華經》，與老子《道德經》並奉為道教的思想基礎。而在中國學術史上，老莊哲學作為道家思想的代表，與以孔孟思想為代表的儒家相等並峙，成為兩大思想寶庫和學術主潮。
關於莊子的生平，見於《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附載：“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嚐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曰：‘……終身不仕，以快吾誌焉。’”由此來看，莊子名周，蒙（古宋國，今屬河南）人，曾為漆園吏（掌管園林），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所以和孟子的年齡相差不遠。莊子思想本於老子，著書十萬言多為寓言，所謂“自恣”、“適己”，即著書自娛，所以不被統治者重視。由於莊子生平多半依據《莊子》書中記載，其書又多寓言譬況，其中不乏虛構，比如楚威王“厚幣迎之”一事，就不為諸多史家所取。
認識莊子及其思想，應當了解其所處的時代及其文化。在政治上，莊子所處的曆史環境非常惡劣，被史家稱為“桀宋”。早在春秋時代，所謂《春秋》一書中記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司馬遷《太史公自序》），而戰國亂世，更是不堪，尤其是當時的小小宋國，其國君是“淫於酒婦人，群臣諫者輒射之”（《史記·宋世家》），劣跡昭彰。也正是處於這種殘暴而黑暗的統治下，莊子在書中才借衛君的“輕用其國”、“輕用民死”，比喻統治者的專橫與暴虐；又假托人物（如顏回）表達身處亂世，懷抱“亂國就之”的救世心態。在莊子筆下，對治政者的批評與鞭笞，雖然嚐借寓言使之較為隱諱，然其間透露出的憤懣以及由此而來的辛辣言詞，與孟子的慨慷任氣的批判異曲同工，均反映了那特定的時代。焦竑《讀莊子》稱“老莊盛言虛無之理，非其廢世教也”，可謂知言。在文化上，莊子馬老子思想又具於先秦時代南方文化的特征。近人劉師培就地理大勢撰寫《南北文學不同論》說：“春秋以降，諸子並興，然荀卿、呂不韋之書，最為平實剛誌……則秦、趙之文也。……惟荊楚之地，僻處南方，故老子之書，其說杳冥而深遠，及莊、列之徒承之，其旨遠，其義隱，其為文也縱而後反，寓實於虛，肆以荒唐譎怪之詞，淵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測矣。屈平之文……遺塵超物，荒唐譎怪，複與莊、列相同。南方之文，此其選矣。”由此南方文化特征，使莊子思想形成兩大指向，即與老子結合而為“老莊哲學”，與屈原結合而成“莊騷傳統”。
這裏僅就老莊哲學作些討論。由於南北文化的差異，蔡元培說“南方之思想，多好為形而上學之探究”，“北方儒者，以經驗世界為其世界觀之基礎”（《中國倫理學史》），這也決定了古代學術思想“道”（玄化為本）與“儒”（德教為宗）之別，在此意義上，老莊哲學形成一學術共體。從老莊哲學的基本思想來看，其與儒學觀的根本差異，誠如《劉子·九流》所評：儒家是“順陰陽之性，明教化之本，遊心於六藝，留情於五常”；道家是“以空虛為本，清淨為心，謙挹為德，卑弱為行，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裁成宇宙，不見其跡，亭毒萬物，不有其功”。合觀老子與莊子的思想，有幾點共性是明顯的：其一，應適自然、清虛自守，是道家學者的基本觀念，老子的“虛靜”、“玄鑒”，莊子的“心齋”、“坐忘”，表達了天人融通的自然哲學觀。其二，思緒玄遠，好為深邃的探求，表現出南方文化的因緣及特征。其三，提倡節儉與反對人為的智巧，是作為“亂世之文”對當時禮製的反思與批判。對於老、莊之異，朱長春《讀莊子跋》認為老氏重“無”，莊氏重“虛無”，是對其思想的考量。徐師曾《莊子論》認為“老子之書，簡而深，深故能藏天下之術；莊子之書，閎而肆，肆故能窮天下之變”，又是從風格方麵考慮的。而今人陳鼓應區別老、莊之“道”，則以為老子更具客觀性，莊子則重主觀性，即“在莊子，‘道’成為人生所達到的最高境界，人生所臻至的最高境界便稱這‘道’的境界。由是老子形而上之本體論和宇宙論色彩濃厚的‘道’，到莊子則內化而為心靈的境界”（《莊子論“道”》）。諸家所言各有偏重，論其大要，皆屬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