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人王海生，係延安總工會挑水工人，雇農出身。
被告人蔡奉璋，地主成份。
紅軍到達陝北前，被告地主蔡奉璋借給王海生三百塊銀元，約定：“月息三分計，王海生以城東自家的果園作抵，如三年還不清本息，果園就歸蔡奉璋所有。”後來，果園不幸被東北軍砍伐破壞。三年後，王海生還不起本息，蔡奉璋將果園變為己有，並轉手低價出賣。為此，王海生在工會組織的幫助下控告至特區司法部，謝覺哉部長收到此案後，親自到發生案情的地方，先傾聽群眾意見，然後依照黨的政策法律作出如下的處理：
蔡借錢給王以果園抵債，且月息三分，本身是違法的，應該給以處理。但因抗日時期，民主政府不采取打擊土豪的政策，而是限製他們的剝削，雖應處理，但應從寬。如果園不被破壞砍伐，利歸蔡得。但砍伐後損失全部歸王，這顯不合理。根據民法應該雙方平均承擔損失才對。當時將果園以三百塊大洋作抵，估價太低，應公平作價。如價值六百元，應各損失三百元；如價值八百元，蔡應補王一百元。王貧蔡富，又有勒索性質，蔡應賠償王一定的損失費。
這樣的處理，既考慮到了當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也考慮到了階級欺詐的性質，從而贏得了人們的擁護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