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得雨
沂蒙山老家人說：“苗家莊有兩個名兒起得最好，苗得雨和苗長水。”我是上抗日小學前自己起的，長水是他老奶奶起的。他老奶奶說：“孫子是八路軍澆大的苗，重孫子就叫長水吧。”後來任省委書記、當年在我家鄉任抗聯主任的李子超同誌說：“這老太太雖然沒上過學，可是知識淵博。”有人說：“作家不遺傳，你出了個作家兒子，你是怎麼培養的？”我說兒子成為作家我一點沒想到，我給多少個作者談創作，但沒給兒子談過。他從上學到參軍——一個從少年走向青年的時光中，我正倒黴，倒黴時家人“沾光”首先是孩子中的老大，他不會忘了“教訓”。我自己“栽”到文學上，怎會讓兒子再“栽”？他是一顆自生果。要說有影響，可能是“無心插柳”，我、妻子，他老奶奶、奶奶，鄉親、夥伴和沂蒙山那片地方。他自己也不是“有意栽花”，他心中的一片深厚生活積澱，形成於自然。沂蒙山在他心中有不尋常的位置。他在一篇散文中講童年在沂蒙山老家，想爸爸媽媽了，老奶奶哄他說：“你到家門外邊去望著吧，看見有個要飯的小媳婦，坐在坡裏用土坷垃洗澡，那就是你娘來了……”末尾說，“我的感覺是，在你的一生中，在不知不覺間，總是有些種子種進你的心靈。它們一顆一顆被記憶的豐沃土壤埋藏下來，而後它們也會像種下時一樣，在你不知不覺間，發出根芽；然後生出枝葉，越長越高……”
我從1963年到“文革”，連續受到錯誤批判，十餘年間的磨難，使我已下決心“不再走那條路”。想不到一遇到“解放”，手又癢癢起來，這時候，兒子已經在“那條路上”學步了。由師報道組寫稿——同我當年在解放區寫新聞也寫詩歌、散文，兒子給師宣傳隊寫演出節目——也如我給農村劇團寫劇本、曲藝。兒子調軍區報社當編輯到創作室——也同我從新聞走向文藝。也巧，1975年10月號《解放軍文藝》上發表了我重新在全國發稿的第一組詩作，那期上也有兒子的“處女作”。但真正引起讀者注意的，還是十年後的那個中篇《季節橋》。當中發過也有影響的《淨土》《有這樣一條河》《間奏曲》等，也就是“間奏”。1984年他去軍藝前和去軍藝後，下力寫了一組，有的得到係主任徐懷中的讚賞，同學尹衛星曾在介紹軍藝的文章中說長水有一批作品叩響幾個編輯部的大門，然而沒有“響”出來。一悶近兩年。這孩子有一個特點，凡沒有發出的稿子，他從不再拿出來發。
1985年春，我們在一起看法國電影展，我在空餘寫了篇當年我家鄉青年女性命運的散文《識字班大姐們》。他翻了草稿後說：“爸爸，你這篇文章先別發，我摳個細節，弄個中篇。”原來其中寫村上第一對自由戀愛的胡兒與采妮私奔的故事，給了他什麼觸發。待他重新寫出，就是這春天拆冬天修、時隱時現的“橋”了。這部小說第一次引起青年評論家的興趣：“和以往小說相比，出現了似曾相識、貌似依稀但又前所未見、風韻別致的情景。”（李彤）這個中篇家鄉的鄉親不一定能看到，但1997年電視台約我們父子回家鄉拍專題片，有個村裏的年輕人一起跟著，默默地幫著維持秩序，一問，原來他就是采妮和胡兒家的後代。
兒子真正打響和久久有響聲的，是又憋了一年多，於1987年4月間憋出來的《冬天與夏天的區別》。這個中篇，呈現出了異樣的光彩。當時主持《小說選刊》的老作家李國文看到後即予重點推出並寫了推薦文章，《新華文摘》《人民日報·海外版》《文藝報》等都作轉載。此後一連串中篇《染坊之子》《非凡的大姨》《犁越芳塚》《戰後記事》《南北之夢》等推出，讓青年夥伴們說有“目不暇接”之感。不少評論家由衷地寫了評論。如雷達的《傳統與創化》、牛玉秋的《戰爭與人性美》、宋遂良的《長長流水、款款深情》、譚好哲的《人生因真情而美》等，有的文章我看到了，有的文章我看不到，兒子也不給我說。知道的還有部隊的韓瑞亭、朱向前、黃國柱等評論家的文章。還有常給他當編輯的王瑛、李敬澤、楊德華等都在國內外一些報刊上寫了不少介紹他的文章。雷達說：“苗長水的出現是一個奇跡，他的嚐試為文學拓寬了路子。”老友江曉天評文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我去信表示感謝時，他才知兩苗原是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