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官，在中國曆史上是一種常見的社會心態。《清史稿》中就有記載，在18世紀末的四川、湖北，政府在各種社會政策方麵的失誤，導致老百姓"益仇官"。"益"者，更加也。有"益"字，說明仇官的社會心態早已存在；加上"益"字，不過更形嚴重而已。嚴重到什麼程度呢？寫史者說："亂機四伏矣"。
仇官的主體是民眾。民眾為什麼仇官？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間，不同的人群，可能會麵對不同的具體問題，因而原因可能會不一樣。但是，如果深究其中最核心、最本質的原因，則可能都與"國家困境"有關。
國家的建立，在人類曆史上是文明的重要發展階段。但是，自從有了國家，它作為一種具有暴力潛能的組織，其擁有的合法暴力也可能對個人自由造成嚴重威脅，因而與文明背道而馳，甚至成為人類文明的對立麵。人類社會的困境由此而生。這種困境，可稱"國家困境"。
"國家困境"表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不妨以經濟生活為例。
人類文明的發展，離不開商品的交換。在一個完全利用暴力進行劫掠的混亂狀態下，交換無法進行。交換的前提是產權的保護。產權的實質是排他性權利，即一個人對某事物的絕對支配權，包括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讓渡權這四種基本權利。產權在其核心意義上就是財產權，即"產權是以人們認為合適的辦法控製和處理財產的權利"。假如沒有產權，個人無法就其財物進行控製和處理，也就無法進行商品交換，文明發展就停滯在很低的層次上。
經濟的發展依賴於受到嚴格保護的產權結構，這是一個公認的道理。然而，要保護產權，就必須有一種強製的力量，這種力量由一個以暴力為後盾的組織提供，這個組織就是國家。但是，這種強製力量如果不受製約，由於它自身具有掠奪性，很可能又會反過來破壞產權，導致無效的產權安排和經濟的衰退。這就是1993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 C. North）所指出的一個論斷："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這被稱為"諾思悖論"。
美國斯坦福大學政治學教授巴裏·溫加斯特（Barry Weingast）也曾經這樣表述過國家作用的"本質兩難"（Fundamental Dilemma）：國家需要足夠強大，才能具有足夠的強製力，去做它該做的事，即執行合同；但國家又不能過分強大，以至於它可以不受約束，濫用自己的強製力，任意侵犯公民的財產和權利。①
所謂"本質兩難"，就是一種難以解決的困境。這種困境，簡單地說就是沒有國家不行，但有了國家仍然問題多多。從民眾的權利角度去看，沒有國家個人權利得不到保障，但有了國家個人權利卻又可能受到國家強製力的侵犯。這在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都有體現，無須一一列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