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用人多疑。用人多疑則必然用人不專，用人不專則難責其成。這是崇禎時諸事萎靡的重要原因。內閣是當時的政治中樞，閣臣被習稱為“相”。崇禎帝即位不久就調整內閣。他嫉恨臣下結黨，這次挑選閣臣竟采用枚卜法，即習稱的抽簽。這種辦法在曆史上隻有後唐采用過。崇禎帝先焚香拜天，以示隆重，然後從推舉上來的十二人中抽出四人。有的大臣提出，國事多艱，請再抽二人，崇禎帝於是又抽出二人。挑選國家重臣不是看才能和品望，而是用這種碰運氣的辦法來挑選，顯得滑稽荒唐，抽得的這六個閣臣也的確良莠不齊，其中既有東林正人，也有閹黨餘孽。這件事既反映了他缺乏自信，也反映了他對臣下深有疑心。這屆內閣僅維持一年即告瓦解，第二年崇禎帝再次用枚卜法挑選閣臣。本來要從會推上來的十一人中抽，但因臣下相互攻訐激烈，崇禎帝即將會推結果全部推翻。從此以後，閣臣頻頻更換，崇禎帝在位的十七年間換了五十人，致有“崇禎五十相”之譏。這種現象不僅在中國曆史上，恐怕在世界曆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不僅內閣如此，其他六部九卿大臣也難見久任者。例如刑部尚書，在十七年間就換了十七人。
崇禎帝對邊關將領更是疑心重重。他派出宦官前去充任監軍、監視。他擔心這些監軍、監視欺蒙，就又暗中派出“視監視”，即層層監視，明監視再加暗監視。文武大臣們都處於被監視之中，整日提心吊膽，勇於任事的人自然就極少了。如果有誰破例為國殺敵，崇禎帝也會懷疑他用心不良。例如崇禎九年（1636）七月清兵大舉內犯時，唐王朱聿鍵自恃勇武知兵，便親自率兵入援。清兵退去不久，崇禎帝即以未經朝廷明令為由，將唐王朱聿鍵廢為庶人，囚禁於鳳陽高牆。
四是虛榮而剛愎自用，聽不進不同的意見，給奸佞之徒鑽了空子。他即位後不久，大學士劉鴻訓說了句“主上畢竟是衝主”，對他流露出了輕視的情緒，他就深為銜恨。盡管劉是一個“銳意任事”的人，他也不肯放過，於崇禎二年（1629）春，將其充軍代州。崇禎帝喜聽相同的意見，厭惡逆耳之辭，這就使善於奉迎的奸佞之徒得到了竊取官位的機會。“外曲謹而中猛鷙，機深刺骨”的烏程人溫體仁，就是靠了揣測他的意旨，先事逢迎而爬上高位的。他於崇禎三年六月入閣，六年升任首輔，直至十年六月方才辭職。當時閣臣如走馬燈似的換個不停，他能居其位八年，實為罕見。奸佞之徒竊取官位，隻能使政局愈加敗壞。如崇禎帝主張“重典繩下”，溫體仁便“專務刻核，迎合帝意”，結果搞得“上下囂然”。
綜觀崇禎帝的一生，他即位於危難之際，勵精圖治，勤於政事，企圖拯救明朝行將滅亡的厄運。無奈他生不逢時，外有清軍的入侵，內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內憂外患交織在一起，加之他自己本身的性格弱點以及秉政時重大決策上的失誤，終於導致了明朝的覆亡。明朝的滅亡，崇禎帝有不可逃脫的罪責。古人雲：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明亡的教訓，令後人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