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崇禎帝讓宦官掌握軍事大權。《春明夢餘錄》記述：“崇禎二年十一月，以司禮監太監沈良住提督九門及皇城門，以司禮監太監李鳳翔總督忠勇營”。可見早在崇禎二年，崇禎帝就將京師守衛之權交與宦官。到崇禎四年，“銜憲四出……太監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鄧希韻西協，各監軍”。正同農民軍作戰的曹文詔軍中，也有“中官孫茂霖”監軍。宦官全麵恢複了對各邊鎮及內地軍隊的控製。
再次是讓宦官監理天下財權。雖然以前宦官的權勢有時很大，但宦官從來沒有掌管過外廷財政。崇禎時為之一變，一度用宦官掌管全國財政大權。崇禎四年（1631），他命大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位在二部尚書之上，並為他建置衙署，稱“戶工總理”。戶部掌天下錢糧出入，工部掌全國大工，這時卻由一個宦官盤踞其上，實在令人憋氣。許多大臣連連上疏反對，皆被拒絕，並遭到崇禎帝的怒斥：“苟群臣殫心為國，朕何事乎內臣！”工部侍郎高弘圖不願向張彝憲拜謁，認為這樣做“辱朝廷而褻國體”，連上七疏乞休。崇禎帝不允，高便稱病不出，崇禎帝遂將其罷職閑住。崇禎帝除了用張彝憲總理戶部、工部以外，還用一些宦官掌管其他財政事務。例如，命太監楊顯名總理兩淮鹽課。鹽稅是曆朝財政收入之大宗，崇禎時的主要財政大權都轉移到宦官手中，這是造成崇禎時政體敗壞的一個重要原因。第四，宦官在朝臣的任用上也有一定的左右能力。大學士薛國觀被免職，就是因得罪東廠太監王化民。而大學士陳演同宦官關係密切，故得到重用。陳演是天啟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崇禎時期，曆官少詹事，十三年擢為禮部右侍郎。此人既無才又無學問，隻是善於交結權貴，早在他剛入翰林院時，就與崇禎帝身邊的一個宦官勾搭上了。這年四月，此宦官探聽到崇禎帝選拔、任用大學士時準備提問的內容，便偷偷地告訴了他，這就使他事先有了準備。到回答問題時，隻有他一人稱崇禎帝的心，便立即被任命為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崇禎帝重用宦官，在政治上產生了極壞的影響。其一，引發了宦官與文武官員的矛盾。宦官受重用，侵奪文武官員的權力，遭到文武官員的反對，互相之間也經常發生衝突和矛盾，導致統治集團內部紛爭。其二，挫傷了廣大文武官員的積極性，敗壞了軍政事務。宦官多為無才無德之輩，憑借阿諛奉承取得皇帝的歡心而受到重用。他們一旦獨攬大權，便肆意妄為，借故四出勒索，貽誤軍機，枉殺有功的邊將，流毒甚廣。《明史》在評述太監監軍時說：“諸監多侵剋軍資，監敵輒擁精兵先遁，諸將亦恥為之下，緣是皆無功。”宦官介入軍政，危害國家。崇禎卻執迷不悟，自陷災難。總的說來，重用宦官使瀕臨滅亡的朱明王朝的政治更加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