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而瘋狂的人吃人，除了增加恐慌外，根本無助於解決當時空前嚴重的饑饉。陝西延安籍的官員馬懋才曾言陝西饑民在食土石之餘，也殺掠行人為食，幼童及獨行人一到城外，就消失了蹤影。而食人者也沒有好結果。食後不數日，就會麵目赤腫，很快內發燥熱而死。無處可避，無食果腹，吃土石必死，至此饑民們再無法奢望絕處逢生。他們如不想等死，隻有走上搶掠之路，向稍有積蓄的富有之家發起攻擊。據馬懋才疏，當時饑民有不甘心食石而死者，就相聚為盜，並宣稱：“因饑餓而死與做強盜而死，並沒有兩樣；與其坐而餓死，不如做強盜還可以飽食而死。”落草為寇乃大逆不道之事，輕則充軍發配，重則株連九族，然而身處絕境的人們已無法顧及這麼多了。
從表麵上看，寇亂隻是由嚴重天災引發的饑饉所致，故而這也就成為地方官員推諉責任的主要借口。如崇禎初年任陝西巡撫的胡廷宴就對類似事件毫不動心，每當下屬州縣上報“盜賊”猖獗的情況，他往往勃然大怒，不由分說地將來者笞打一頓，斥責道：“此饑氓也，至明春自定耳。”陝西農民的騷亂不僅沒有於來春自動平息，反而如燎原的烈火，此起彼伏，愈來愈旺盛。但當朝官員還總是習慣地用饑饉來解釋“暴亂”的緣起，如崇禎二年（1629），接任陝西三邊總督的楊鶴在給朱由檢的上疏中雲：盜賊之起，“總因饑荒之極，民不聊生。”與胡廷宴等簡單推諉責任有所不同，楊鶴主張對饑民進行安撫，“切實賑濟，使之糊口有資”；“給與牛種，使之歸農複業。”這樣就可以使“亂民”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寇亂自然平定。
其實，楊鶴之言提出了一個敏感而尖銳的問題，即在嚴重天災之時官府的責任。封建帝王常常以“愛民如子”自我標榜，當成千上萬的黎民百姓掙紮在死亡邊緣之時，全力賑災以減少傷亡應該是官府最起碼的責任，但是從萬曆末年至崇禎即位，麵對空前嚴重的自然災害及饑荒，明朝上下似乎顯得無動於衷，根本沒有采取必要的救災減災措施。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官員不僅對大批奄奄待斃的饑民漠不關心，而且一如既往地嚴催錢糧，這無異於雪上加霜。可以說，無法回避的自然災害是對一個社會的嚴峻考驗，這種考驗涉及官僚體製、社會矛盾等等諸多問題。在遠離洪荒時代之後，抵禦自然災害更須依賴社會的力量，封建官府負有不可推卸的義務與責任。而在明朝末年的特大自然災害麵前，大明王朝顯出了行將就木、病入膏肓之態。社會內部各種矛盾暴露無遺，可以說，這種“人禍”才是明末農民戰爭風起雲湧的根本原因。
老百姓受此天災人禍的雙重煎熬，崇禎皇帝雖然屢次下“罪己詔”，痛責官吏魚肉百姓，申說自己的“愛民”之心，並且還時常鬧減膳、撤樂的玩意，但是，這些都是“口惠而實不至”。為了和滿洲貴族戰爭，以及把農民起義鎮壓下去，崇禎皇帝不惜飲鴆止渴，加派不已，“舊征未完，新餉已催；額內難緩，額外複急。”人民別無生路，唯有鋌而走險，揭竿而起。在天啟七年（1627）三月，鬥爭的烽火在陝西澄城縣首先點燃。當時，陝西災荒嚴重，知縣張鬥耀不顧百姓死活，勒逼租賦。饑民衝進縣城，殺死張鬥耀。第二年，王嘉胤又在府穀縣聚眾起義。農民反抗鬥爭的烽火從此熊熊燃燒，形成燎原之勢。李自成投入了農民抗爭洪流，在鬥爭中鍛煉成長，最終成為農民起義的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