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鄭和下西洋的整個過程，其主要目的在於擴大政治影響，重義輕利，經濟活動服從於政治需要。為了招徠遠人，達到海外各國對大明宗主國的認同，明廷在購買外國商品時往往高出市價許多倍。例如明初在蘇門達剌與柯枝等地胡椒每百斤價銀一兩左右。而明政府本著賞賜宜厚的原則，在製定《給賜番夷通例》中規定每百斤胡椒需付貢使銀二十兩。對於朝貢者“悉以品極賜賚，雖加厚不為過也”。由於明廷大力推行“厚往薄來”的政策，忽視經濟利益，長此以往，必然會導致國庫枯竭、財政短絀。很明顯，這種隻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的作法，一旦國力衰落，便難以為繼。
其實，對於下西洋，朝廷中一直存在著反對意見。明仁宗永樂晚年，當年曾支持下西洋的袁忠徹就曾麵諫“取寶之非”。永樂十九年（1421）四月，明成祖鑒於大臣們的強烈反對和財政的窘迫，又適逢北京皇宮三大殿失火，被迫下旨暫罷西洋取寶船。成祖死後，新繼位的明仁宗聽取戶部尚書夏原吉之言，於洪熙元年（1425年）下詔：“下西洋諸番國寶船，悉皆停止。”但是，仁宗在位不足一年便辭世了。新皇帝向往其祖在位時“萬國鹹賓”的盛況，經過幾年的籌備，於宣德五年派鄭和第七次下西洋。但此時對於明廷來說，舉辦如此重大的活動，已經力不從心了。後來，明朝還有幾位皇帝想仿照永樂、宣宗下西洋的壯舉，可是，一個也沒有實現。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庫藏空虛，難以支撐。
最後，鄭和船隊無論在船舶的數量、船隻的噸位、航海的人數，或者造船技術與航海技術、船隊的組織管理、影響之巨，在當時都是舉世無雙的。是後來哥倫布、達·伽馬和麥哲倫的遠洋航行無以匹敵的。然而，我們應當看到，鄭和遠航與西方人開辟新航路的結局，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結果。
鄭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動雖然聲勢浩大，但明成祖和鄭和死後不久，中國船隊便絕跡於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國的航海事業突然中斷了，這使得中國與西洋各國業已建立起來的貿易戛然而止。從此，中國人傳統的海外貿易市場逐漸被歐洲人所占據，並最終退出了正在醞釀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場。相反，哥倫布和達·伽馬開辟新航路後，在西歐激起了遠洋航海的熱潮。在中國，作為國家的政治任務，鄭和下西洋對於中國經濟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而西方航海冒險家和他們的讚助國在航海活動的目的上，與鄭和下西洋的活動是迥然不同的。恩格斯曾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地理上的發現——純粹是為了贏利”。他們不擇手段地謀取利益，在滾雪球般的財富的支撐下，他們的船隊愈來愈大，在廣闊的海洋上橫行無阻，把的亞、非、拉美的許多地區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加速了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從這一點上看，哥倫布等人的航海活動，對於西歐乃至世界曆史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是鄭和下西洋所無法比擬的。
鄭和下西洋雖為破天荒的壯舉，但由於缺乏經濟動因，此後遠航活動戛然而止，使中國政府將自己與當時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場隔絕開來。而新航路的開辟，為西歐新興的資產階級開辟了新的活動場所，使歐洲商路和貿易中心從地中海區域轉移到大西洋沿岸。眾多殖民地的建立，大量黃金、白銀的流入，引起了“價格革命”，為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創造了條件，加速了西歐封建製度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可謂影響深遠。
對此，梁啟超反思道：“鄭君之初航海，哥倫布發現亞美利加以前六十餘年，當達·伽馬發現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餘年。顧何以哥氏……能使全世界劃然開一新紀元。而鄭君之烈，隨鄭君之沒以俱逝……則哥倫布以後，有無量數之哥倫布，達·伽馬以後，有無量數之達·伽馬。而我則鄭和之後，竟無第二之鄭和，噫嘻，豈鄭君之罪也”；“哥氏之航海，為覓印度也，印度不得達而開新大陸，是過其希望者也……若我國馳騁域外者，其希望之性質安在！則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故其所成就者，亦適應於此希望而止，何也？其性質則然也。故鄭和之所成就，有明成祖既已躊躇滿誌者，然則以後雖有無量數之鄭和亦若是則已耳！嗚呼！此我族之所以久為人下也。”他深刻地指出，即使以後出現無數個鄭和，其結局也逃脫不了與鄭和一樣的曆史命運。這就是我中華民族近數百年來積弱的根本原因。梁啟超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中發出的這種感歎，確實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