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造船業發達，造船數量也十分驚人。據統計，僅永樂年間（1403-1424）就建造和改造海船近兩千艘。鄭和下西洋所使用的數量眾多的大型寶船，就是明代造船業發達的標誌。鄭和下西洋所用的大型寶船長44丈，闊18丈，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航海巨舶。若按洪武二十六年（1393）規定的斛鬥稱尺製度當時一尺相當於31厘米計算，鄭和最大的寶船長寬分別是138米和56米（若按照浙江沿海造船工匠世代相傳的魯班尺，一尺合25.8厘米計算，鄭和最大寶船的長寬分別是114.55米和46.44米）。寶船的載重量，據英國學者米爾斯推算，約為2500噸，排水量為3100噸。鄭和船隊通常擁有六十餘艘寶船，連同中小船隻在內，共計二百餘艘。這樣大型的船隊，由寶船、馬船、糧船、坐船和戰船等多種不同用途的船隻組成。船隊的人員一般均在2.7萬人左右，配備相當齊全。有專門負責接待外國使臣的舍人，掌管糧餉和對外貿易的戶部郎中，負責醫務的醫官、醫士，負責觀察星象和掌握氣象變化的陰陽官。各船還有旗軍（掌軍旗者）、火長（掌羅盤、航海圖者）、番火長（外國領航員）、舵工、通事（翻譯）、辦事（商業人員）、書算手（財會）以及各類修理工和船工、民工等，大體可分為指揮、航海技術、軍事和後勤四個係統，組織分工嚴密精細，井井有條。船上滿載著航行途中的各類生活必需品、軍火器械以及作為貿易品和饋贈品的絲綢布匹、陶瓷器皿、麝香、金銀製品等。
稍後的歐洲船隊遠遠不能與之相比。達·伽馬前往印度時率領的葡萄牙船隊，由160名船員組成，僅有四艘輕便快船，最大的也不過120噸，其次為100噸，最小的隻有50噸。哥倫布航行美洲，所率水手僅88名，駕駛的船隻僅三隻帆船，最大的“聖瑪麗亞”號是100噸，另兩隻分別隻有60噸和50噸；南洋土著人向鄭和貢獻方物麥哲倫1519年環球航行時，率領265名船員，分乘五艘帆船出發，其中，130噸的兩隻，90噸的兩隻和60噸的一隻。這樣的規模，自然不可與鄭和船隊的龐大規模同日而語。
鄭和七下西洋，始終以和平友好為宗旨，加強了中國與東南亞、南亞和非洲各國的友誼。鄭和船隊對異國不懷有任何野心，它以建立和發展同各國人民的友好關係為使命，從不以奴役他族為榮，絕不以強淩弱，以大欺小。所到之處，皆平等待人，秋毫無犯。即使是在貿易的過程中，船隊成員也都能入鄉隨俗，買賣公平，從未倚仗武力強買強賣。由於鄭和七下西洋出色地完成了和平友好的使命，使得中國在西洋諸國的聲望大大提高，故而許多國家都紛紛遣使前來表示友好。以《名山藏·王享記》所列東南夷59國為例，永樂年間遣使往來的就有43國。勃泥國王不幸病逝北京，成祖為之輟朝三日，並葬其於德安門外，諡曰“恭順”；蘇祿國王在歸途中病逝於德州，明朝政府亦葬之以禮。永樂十四年（1416），遣使至中國的有古裏、爪哇、滿剌加等18國。永樂二十一年（1423），西洋來貢者共16國，計一千二百多人。這些友好的交往，與地理大發現時期歐洲航海家的海盜行徑，有著根本性的區別。
鄭和出使西洋，擴大了我國同亞非各國的貿易往來，對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起了明顯的促進作用。鄭和下西洋，以大量的中國絲織品和瓷器，換取海外各國的土特產品：珍珠、瑪瑙、香料、藥材，這都在客觀上為擴大這些手工業品的生產開辟了道路。以瓷器製造業為例，當時景德鎮是全國的瓷器製造業中心。洪武年間（1368-1398），景德鎮有官窯二十座；到宣德年間（1426-1435），已增至五十八座，不僅官窯數量增加，所造瓷器的質量也大有提高。永樂時造的壓手杯，杯外青花深翠，式樣精妙，最受西洋各國喜歡，是明代瓷器的珍品，“為今古之冠”。有的瓷器以海外特產“蘇尼勃青”和西洋紅寶石為料，燒製出前所未有的瓷器佳品。可見，鄭和下西洋所開拓的海外貿易，對中國瓷器製造業的發展貢獻是很大的。
鄭和下西洋促進了國外市場的擴大和國際貿易的繁榮，反過來又刺激了國內以交換為目的的手工業生產的發展。以出口最多的絲織品為例，就可見明代中葉以後，家庭手工業逐漸地向工場手工業轉變，已經出現了封建末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當然，這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素的增長，還有其他中國社會內在的原因，不能完全用鄭和下西洋來說明一切。但是鄭和下西洋的結果，刺激了工場手工業的發展，刺激了陶瓷業和絲織業的發展，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