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還將罪犯口供輯成《逆臣錄》頒布天下。《逆臣錄》中記載了近千名藍玉黨人的供詞，是明太祖命翰林學士們根據口供精心編纂的。即使經過精心加工，也不難看出藍玉黨案又是洪武年間的一大冤案。對武將驕橫跋扈、目無法紀的行為應該管束，甚至斬殺幾個首犯也不為過，但是大興黨獄，大開殺戒，株連過多，那就是另一性質的問題了，況且連下級將士勁卒也不放過，那就純屬濫殺無辜了。在藍玉家教過書或曾給藍玉寫過字畫的人，也被視為藍玉同黨加以誅殺，更顯得荒唐。
在曆史上，通常將胡惟庸案和藍玉案合稱為“胡藍之獄”。朱元璋借藍玉案徹底鏟除了將權對皇權的潛在威脅，將軍權牢牢地控製在自己的手中。隨後，他分大都督為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與兵部相互製約，以分其權。五軍都督府隻管軍籍和軍政，不能直接指揮軍隊。隻有到戰時才由皇帝臨時任命總兵官，戰後總兵官須立即歸還將印，所統軍隊則歸駐其原來衛所。從此，諸將奉命唯謹，軍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所專擅。
除“胡藍之獄”外，朱元璋又以其他的各種罪名誅殺功臣。朱亮祖、胡美、周德興、王弼、謝成、傅友德和馮勝等人，都先後為明太祖所殺。在淮西功臣集團中，常遇春、胡大海胡大海等人在開國之前就已經死去。地位較高的隻剩下徐達和湯和二人。據稗史筆記記載，徐達暮年曾患重病，背部生癰，病愈後醫生千叮萬囑，說此病忌食蒸鵝，吃了病會複發，一發便無藥可救。洪武十八年（1385），明太祖因念及功臣，特派來內監賜食給徐達，所賜的竟然是隻全鵝。徐達明知朱元璋的用心，但君命難違，隻得淌著淚水當著使臣的麵吃下，果然，沒過幾天便一命嗚呼了。另一位功臣湯和與朱元璋是同村人，小時兩人曾一道放過牛，他自然最了解朱元璋的心曲隱微。他誠懇地向朱元璋請求說：“我跟隨你效命多年，現在歲數大了，不堪重負了，願意告老還鄉。”主動交出兵權。朱元璋大喜過望，立即賜寶鈔5萬錠，並在鳳陽為他修建了一座豪華宏偉的大宅第。後又賜給他大量黃金和其他資財，讓他頤養天年。明初功臣宿將得以善終者寥寥無幾，善於韜光養晦的湯和，便是其中幸運的一位。
湯和朱元璋通過“胡藍之獄”濫殺功臣，從根本上說是封建專製的一種必然結果。西漢名將韓信臨死前說過這樣的話：“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此話不無道理。這是封建製度下，功臣宿將飽含血淚的控訴。在打天下時，功臣宿將與帝王拚殺沙場，為帝王奪取天下，一旦新王朝建立以後，在封建帝王看來，這種爭奪並未停止，隻是由過去的外部鬥爭轉入內部。不斷地清除功臣宿將，才能鞏固皇權，明初的曆史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朱元璋是一位農民出身的、權力欲極強的皇帝。自古以來，開國皇帝與功臣之間產生矛盾的不乏先例，關鍵是皇帝如何化解這種矛盾。漢代的劉邦心存猜忌，大殺功臣；唐太宗李世民氣量宏大，處理較為妥當，出現了中國曆史上罕見的清明時期——貞觀之治；宋太祖趙匡胤則采取了另外一種模式，即“杯酒釋兵權”，和平解除功臣的兵權。朱元璋的情況與劉邦有些相似，卻又不同，其殺戮功臣的手段之毒辣、殘忍，其株連的人員之眾多，都遠遠超過了漢高祖劉邦。因此，朱元璋必然遭到後人的指責與非議。究其原因主要是封建專製統治進入晚期，皇帝權力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他可以為所欲為，不受任何限製。除此以外，朱元璋屠殺功臣也有其個人性格品質方麵的原因。朱元璋早年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人物，拚殺沙場，過著緊張的戎馬倥傯的生活。登基之後又日夜操勞，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憂危積心，日勤不倦”。晚年精神衰頹，性格多疑，甚至暴怒不常。在君主絕對專製的封建時代，帝王的個人性格品質，直接對曆史發生著作用，這也是毋庸置疑的。此次朱元璋大興黨獄，這樣的大屠殺卻是中國曆史上絕無僅有的事，個中緣由值得人們細細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