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勝利了。詩人胸中那一捧英雄史詩的爐火又紅通通地燃燒起來了，該動手了，但他還無法動手去寫，黨還有新的工作等待他去做。黨中央要他到河北省某地中央所在地去，選編一套《人民文藝叢書》，為的是在全國政權歸於人民之日，能把各根據地的優秀文藝作品，獻給全國解放後的人民。
詩人愉快地接受了這一艱巨任務。他是個感情熾熱的詩人，但他更是一個組織觀念特強的共產黨員，他從來不把個人的創作活動放在黨急需他去完成的組織工作任務之上。他離開了西北戰場，離開了當時他跟隨的野戰軍，過黃河，越同蒲，飛渡關山，去從事繁雜勞神的編輯工作。
《人民文藝叢書》編就了，解放戰爭也打贏了。中央有關部門領導同誌是十分理解詩人的願望的，支持他去完成他的史詩這對詩人是多麼大的鼓舞啊。不幸的是，他在陝北民間和西北高級幹部會議期間所搜集的大量資料、筆記，在撤出延安之後，全部丟失了。他不得不重新進行大量的訪問。經過一段時日的辛苦奔波，他又重新為他的史詩奠定了基礎，備齊了材料。史詩的寫作終於上馬了。
這時，大西北已全境解放，西北行政委員會成立，建立了西北文委，西北文代會也正要籌備召開。需要有個深孚眾望的人，能團結西北各民族、各階層全體文藝工作者的人來主持西北地區的文藝工作。這樣一個人，除開在西北文藝界德高望重的老詩人柯仲平再有誰呢？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電報一封封飛向北京，飛向黨中央，而後又飛向詩人柯仲平同誌。一生最講黨性，最少私心雜念，最講服從黨的領導的柯仲平同誌，正在史詩大道上馳奔的詩人，立即撥轉馬頭，離開京都之地，也暫時離開了自己的詩稿，星夜兼程地回到廣漠的大西北。
陝、甘、寧、青、新的各族文藝工作者，至今，無不深深懷念著五十年代西北文藝界生龍活虎的生活，懷念同誌之間那種親密無間的兄弟姐妹般的情誼，懷念那無處不歡樂、無處無笑聲的文藝界聚會，懷念那種種歡樂友愛氣氛的創造者柯仲平同誌。他是一團火，他走到哪裏，哪裏就熱氣騰騰，他走到哪裏，哪裏就笑語飛揚，他能叫古板拘謹的人翩翩起舞，他能使憂愁失意的人重新燃起生活與創造的熱情。維吾爾族舞蹈家康巴爾汗，青年詩人鐵衣甫江，回族歌手朱仲祿，民間藝人韓起祥，農民詩人王老九，著名戲劇家常香玉、樊粹庭、王天民、蘇育民、劉毓中，老戲曲作家高培之、李約祉、範紫東，等等，西北各族文藝工作者，哪一個不是把柯老當做自己最尊敬的師長和最親密的朋友？一提到柯老，哪一個不是滿懷思念的深情？詩人柯仲平沒有辜負黨的委托，沒有辜負西北文藝界和西北人民的熱望，五十年代，在西北文聯時期以及以後的一段日子裏，他率領著西北各族文藝工作者，在西北這塊有待開發的大地上，開墾，播種，耕耘，奠定了為革命文藝百花爭豔所必需的深厚的基礎，特別值得大書而特書的是，他為西北文藝界創造和留下了一個好傳統和好風氣。我們的黨是多麼需要像柯仲平這樣的詩人和文藝領導骨幹，我們文藝界是多麼需要像柯仲平這樣的同誌、朋友和老師啊。
他把他的精力和心血用於西北文藝界的組織工作，但他一刻也沒有忽視創作。他在西北文藝界的聚會上，不止一次地大聲疾呼：“是雞就要下蛋。”他一再告誡同誌們要努力創作，並一再提醒大家：古今中外，一部文學史就是一部作品史；沒有作品，也就不會有文學史。他請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習仲勳同誌出麵，把青年杜鵬程從新華社新疆分社調出來，完成長篇小說《保衛延安》，他又向黨委有關部門的負責同誌建議解除一些青年同誌的行政事務，專門從事創作，“文化大革命”前陝西地區文學創作的繁榮，同他的這一指導思想和辛勤照顧是分不開的。
而在創作上，他對自己的要求又很高，抱負又是很大的。他甚至不重視他以往已發表了的大量作品，而是把自己的詩人的命運全部放在史詩《劉誌丹》上。一九五三年夏天，他的失傳多年的詩集《海燕歌聲》和詩劇《風火山》都找到了初版的版本。我們幾個同誌在同他閑談中，建議他把這些已成孤本的詩集拿去再版。他意味深長地笑著說：“過去的這些東西嘛，現在用不著管它了，等我死後，如果有哪位好事者想研究它，出版它，就讓他們自個兒去印好了。我現在要做的是拿出新的作品來。”他所說的新作，就是他常說的革命史詩《劉誌丹》。他當時是躊躇滿誌地說這番話的，因為在當時，長詩的初稿，他已經寫了幾萬行。他曾經給少數同誌朗讀過片斷，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是結構宏偉，氣勢磅礴。
然而，誰也想不到，一個沉重的打擊正在詩人的頭上降落。不久之後，當詩人的寫作正在神速進展之時，野心家高崗的反黨陰謀被揭露了。高崗，這在詩人當時的長詩《劉誌丹》中，也是一位舉足輕重的角色。現實生活本身卻證明他是個個人野心家。雖然，在那時候，黨內政治生活正常，詩人在政治上並未受到什麼牽連，黨組織還在安慰詩人，鼓勵詩人繼續完成他的長詩，然而，生活本身，也就是詩人所要敘述的那個生活本身，給予詩人的打擊卻實在太大了。高崗由於自己的反黨活動而成了革命的罪人，詩人構思幾十年，寫了幾年的長詩大廈，傾塌了很大的一角，甚至整個結構都受到影響，發生傾斜，各個部分都出現了裂縫，雖說高崗並非長詩的主人公。
隨著事業上精神上遭受的打擊，詩人的身體健康也受到極大的影響。他變得多病，虛弱。但他是一個意誌力十分堅強的人，他不曾被這一場突然降臨的霹靂所擊倒。經過一段休養和恢複，他便收拾殘棋，剔掉高崗，重新構思，從頭另寫了。到一九六二年，詩人在十分困難的境地中苦鬥了八年，長詩就像在泥濘的沼澤地帶上鋪設鐵路一般，一步一步進展著，詩人的情緒也在一天天穩定恢複，信心也在一天天增長，然而，他怎麼會料到，一次新的打擊又在他的頭上降落下來呢。敘述劉誌丹的英雄業績的長篇小說《劉誌丹》被打成了反黨小說，被判定為利用小說反黨，劉誌丹的戰友、一位國務院的副總理和他當年的一批老戰友，受到了株連，多年來一直在寫長詩《劉誌丹》的詩人，自然是逃不過被懷疑和接受審查的命運的。幸而，審查的結果還好。在詩人上下左右工作的共產黨員們，都是同詩人在一起共同戰鬥過數十年的戰友，他們曾同詩人在一個木勺裏喝過延河水；在同一條羊腸小道上翻越過陝北的無數道山；同在一個土炕上喝過陝北老鄉的小米錢錢飯；詩人看著他們怎樣從青年成長為作家藝術家，他們看著老詩人的胡須怎樣一根一根由黑變白：他們可以證明，早在延安時代，他們就知道他要歌頌劉誌丹的詩情和構想。他們對黨組織說，他們從來沒有發現過柯仲平同誌有什麼“反黨”，除非組織上另外掌握有什麼特別材料。他們也不相信他會寫什麼“反黨”詩。一場風暴算是過去了，黨組織同意詩人繼續寫他的長詩，因為陝北人民的革命領袖，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的共產黨員劉誌丹，在黨的曆史上，依舊熠耀著英雄的光輝。但是詩人頭頂上的雲塊並未完全散去。一九六三年春天，中宣部在京召開第二次全國文化宣傳工作會議。這是一次黨內的會議，但是作為中國作家協會黨員副主席，作協西安分會主席，黨在文藝界工作多年的一位活動家、組織家、詩人柯仲平，卻沒有被邀請出席這次會議，而是在會議臨近結束之時召開的全國文聯委員（擴大）會議上，他才作為文聯委員出席。他同許多黨外同誌一起住在民族飯店。我們到飯店去看望他，他依舊是談笑風生。但我們從他的笑談中感到了他的心靈深處正在經受著政治上的壓力和深沉的委屈，更見到了他的堅強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