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國的曆史人物中，蔡元培是頗具特色的。他以一個曾得意仕途的清季翰林，卻轉變成為真誠的革命民主主義者；他在反清鬥爭中曾提出以暗殺和暴動為手段的激烈主張，而卻是一位以寬容和恬淡自處而著稱的長者；他舊學深沉，深刻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卻有明確的開放意識，取文化世界主義的主張；在舊中國十分艱難的條件下，他卻有化腐朽為神奇的力量，為祖國的文化教育和科學事業做出了寶貴的貢獻；他的一生雖然有過曲折和失誤，但始終追求真理，憎惡暴虐，為民族的解放和進步嘔心瀝血；他雖然身居要職，卻自始至終是兩袖清風，一身正氣，道德文章垂範人間。毛澤東曾讚譽他為“學界泰鬥，人世楷模”；周恩來則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曆史功績：“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誌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這確是正確地反映了這位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的一生。對蔡元培這樣一個在中國近現代曆史上有過重要貢獻、產生過深遠影響的曆史人物，給予正確而恰當的評價，深入研究他的思想和事業，這對於我們正確總結曆史經驗，以借鑒於現在，是很有意義的。
蔡元培一生的貢獻是多方麵的，而在文化教育上尤為巨大。他作為中國近代最著名的民主教育家，是我國近代教育改革的傑出的先驅者。他委身教育事業後，即明確要為革新政治而培養人才。民國建立後，他擔任南京臨時政府第一任教育總長和北京政府的教育總長，雖然時間很短，但開始了施展他的改革中國教育的抱負，在他的倡議和努力下，初步建立了我國新式的、與共和政治相適應的教育體製。當然，蔡元培在教育事業上最傑出的貢獻，是對北京大學的革新。他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後，積極倡導並實行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允許和鼓勵不同學派發展的辦學方針，熱心引進陳獨秀、李大釗、魯迅這樣的新派人物到北大執教，使各種人才薈萃於沙灘“紅樓”；大力扶植各種學術政治社團，培養了學術研究、思想爭辯之風，使新思潮新思想在這裏應運而生；實行民主辦學，教授治校，對學校領導體製、學製與課程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北大成為人才輩出的最高學府。經過整頓和革新，把一個陳腐不堪的“封建文化營壘”，改造成為生機勃勃的新北大，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搖籃。蔡元培對北大的革新，其意義已遠遠超出一個學校的範圍，而影響到整個文化思想界。這是蔡元培一生事業中最輝煌的一個時期，從此以後，他的名字就和北京大學緊緊地聯係在一起了。這裏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居北大校長名義雖十年有半，實際在校視事僅五年餘，在這樣短的時間，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產生如此廣大而深遠的影響，以致至今仍為人們所懷念，這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所罕見的。而他在豐富的教育實踐基礎上提出的大學教育思想，也確有許多創見和卓識，一些精到的見解，確是反映了教育發展的客觀規律，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的。
因此，我在寫作這本書時，冀望能夠通過它再現當年蔡元培在北大革新的生動情景，能夠縷刻絲析其中所體現的大學教育思想，以使我們從中得到啟迪，獲得教益；同時也借以表達對這位一代宗師的景仰之情。
毛澤東曾說過：“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曆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是對整個曆史應取的態度說的。如果就教育方麵而言，我們不也應該對從孔夫子到蔡元培來一番總結嗎？誠然，不同時代和不同階級的教育，應該有不同的要求，但是，教育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是人類社會的永恒範疇，千百年教育實踐積累起來的經驗，就不能不反映出某些共同的帶有規律性的東西。這就是說，教育也同其他領域一樣，不應當割斷曆史，要承認曆史的繼承性。我們在建國初期，基本上是按照蘇聯的模式建立我們的教育體製，這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幫了忙的，但後來的事實說明蘇聯模式並不完全適合我國的實際。1956年，黨和毛澤東及時地提出了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新路的任務。不幸的是，在這關係到我國繼續前進的重要時刻，黨內“左”的思潮急速增長，致使從探索新路這一正確的命題出發，卻導向了錯誤的結果。從五十年代中期起，學校更是和“運動”結下了不解之緣；1958年開展的“教育大革命”，批判了所謂資產階級教育思想和學術觀點，不加分析地否定了曆史遺產，否定了老教師、老教授的作用。此後，頻頻“折騰”。“文化大革命”到來後，連大學要不要辦竟也成了問題，遑論其他？二十多年來，我都在教育領域體驗了一次又一次的“震蕩”，經曆了從新奇到迷惘到失望的過程。“文化大革命”從反麵使我深深體會到，造成這種局麵雖然有許多因素，而蔑視曆史，否認曆史（包括新中國建立以後的曆史）的繼承性，以為靠批判一切便能創造出一個紅彤彤的無產階級教育的新製度來，這不能不是一個重要原因。否定一切，最後否定了自己，被傳為笑談的所謂“和十七年對著幹”，便是一個否定自己的典型的口號。教訓是極其深刻的。這些經曆和體會，也使我對蔡元培，對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希望能夠通過深入研究，從中汲取有益的養分。這大概就是古人所雲：“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的道理吧。自然，我也希望這本還很粗淺的著作，能引起更多的教育工作者研究教育史，研究教育發展規律的興趣，借以充實自己，真正成為辦學的裏手、內行，如果這樣，就足以補償我為此付出的一點辛勞了。